1月14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2014年春運形勢和工作安排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交管局、交通運輸部、國家安監總局、國家鐵路局、民航局、中國鐵路總公司7個部門介紹了相關情況。據預測,今年春運客運量將達到36.23億人次,比上年增加2億人次,其中全國道路客運量將超過32億人次,鐵路客運量為2.58億人次,水路客運量為4300萬人次,民航客運量為4200萬人次。屢創新高的春運數據背后,透射出怎樣的經濟現象?變化的客流又意味著什么?
同向而行:與經濟一起增長
翻看歷年的數據我們不難發現,春運期間客流的變化與我國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簡單來說,是客流隨著經濟快速增長不斷增加。
我國的春運歷史,最早可追溯到上個世紀50年代。1954年,鐵道部春節運輸記錄顯示,春節前后15天,日均客流為73萬人次,高峰客流90萬人次。這個數據此后不斷增加。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民進城務工政策的放開,春運客流更是急劇上升,單純依靠鐵路部門已不能跟上春運的節奏,各種交通運輸方式也都加入春運。1983年,按照中央部署,春運成為“全國性、大交通春運”,春節旅客運輸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區協助鐵路,變為鐵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協作,全社會支持。
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經濟實力得到快速提升,春運客流量也呈現井噴式發展。以最近10年為例,2003年,我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1.7萬億元人民幣,當年春運客流為18.37億人次;到2013年,僅前三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就已達38.67萬億元人民幣,當年春運客流則達到34億人次,同向變化的趨勢十分明顯。這種趨勢也符合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有經濟學家計算,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前中期階段中,四分之一的經濟增長來自于人口的流動和遷移。
此消彼長:運輸方式折射社會變遷
不同運輸方式在春運客流中扮演的角色,也折射出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
某種意義上講,春運期間鐵路客流的變化,是中國經濟版圖最真切的寫照。雖然從絕對數量上來看,鐵路每年春運所占比重并不大,今年預計鐵路客流為2.58億人次。鐵路客流相當一部分是中長距離旅客,節前節后的熱點地區也十分集中,根據其流向變化就可粗略界定出中國經濟的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從20世紀80年代起,鐵路就有“節前春運看廣東”的說法,那個時候,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大批人員南下廣東尋求發展機遇,春節期間自然而然就形成回鄉高峰。之后,珠三角、長三角乃至京津冀地區逐漸發展起來,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務工人員。到今天為止,鐵路春運的節前熱點,基本上也集中在這三個地區。而節后的鐵路春運客流,更多地集中在中西部欠發達省區市,四川、重慶、安徽、江西等地就成了重點。
在春運客流中占比最大的是公路客流,近年來基本保持在90%以上。這一現狀,是我國農民工就近務工、綜合運輸體系建設和城鄉一體化戰略穩步推進的結果,是中短途客運需求旺盛的反映,更是我國公路里程近10年來快速增長的直接體現。到2012年底,國家級干線公路通車里程17.3萬公里。機動車的快速增長也是重要因素,以居民家用汽車為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由2002年底的0.9輛,增加到2011年底的18.6輛。而春運道路旅客運輸量則由2002年的近16億人次,增長至2012年的28.47億人次。民航春運客流方面,從2004年突破1000萬人次,到今年預計運送旅客4200萬人次,10年時間增長3倍多,折射出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和民航事業的快速發展。
“長短結合”:綜合破解春運難題
逐年攀升的客流,既是我國經濟向好、活力持續的客觀反映,同時也是擺在政府和民眾面前的一道難題。如何有效化解客流壓力,從根本上化解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既需要認清春運難在何處,也要采取短期措施和中長期措施相結合的辦法。
春運的難,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民眾傳統習俗等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現階段,東部沿海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吸納了大量勞動力異地就業,加上春節回家的傳統,導致出現動輒上億人口流動的現狀。緩解春運壓力的根本途徑在于通過合理布局經濟結構使勞動力就近就業,進一步推動城鎮化以及保障進城人員的合法權益。從長期來看,必須認識到春運問題是我國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的。“春運難”與我國的工業化發展密切相關,而城鎮化,則是人口持續向城鎮集聚的過程,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因此,只有加快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才能從根本上減少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春運難”的問題。
但我們也要看到,新型城鎮化的實現不會一蹴而就。因此,各部門綜合聯動做好春運組織工作,仍是一項不可放松的工作。春運組織者需要充分優化各種運輸方式,調動社會可用運能,引導旅客錯峰出行,搞好車流疏導組織,做好應急備災工作和重要物資的運輸統籌,不斷加強與旅客的溝通,讓更多的人安心回家,及時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