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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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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券網訊（記者 王雪青）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3日舉行的“國浩法制論壇暨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論壇”上表示，像工業化經歷“再工業化”一樣，這一波城鎮化可能會引發一波“再城市化”，即對現行城鎮化不合理的部分進行重組。
周其仁認為，目前中國城市化率相對落后，工業化率相對超前，服務業發展不足，“我國的城鎮化率是全球平均水平，工業化率超過全球差不多一倍，但是把這兩個指數放在一起，就發現中國經濟偏差在什么地方。如果我們把城鎮化率做分子，工業化率做分母，全球平均是1.95倍，將近兩倍，也就是說全球城鎮化率通常是工業化率的兩倍。在這個指數上，發達國家通常是四倍，其中美國為4.1，美國的城鎮化率80%，工業化率20%，大量都是現代服務業。在金磚五國中，巴西為3.22，而中國只有1.09。”
為什么人們對擁擠、昂貴、空氣質量糟糕、壓力巨大的城市生活怨聲載道，但是誰都不愿意離開，相反大家仍趨之若鶩？
因為高密度聚集能夠創造更多的收入機會。首先，需求聚集導致分工深化，分工就有生產率，生產率就會產生財富；第二，節約基礎設施投資，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這是人口聚集與經濟聚集的動力學；第三條非常重要，人要聚到一起，不光是商業上有人氣，關鍵是會讓頭腦互相激發，這是知識產生的基礎，知識生產依賴多樣化的集聚；第四，集聚還能降低高度分工與技術進步帶來的風險。例如，全世界城市專業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后來都不行，紡織城、汽車城都不行，活下來的城市是有一定多樣化的城市。
周其仁表示，當前更需要研究的配套制度。其一，勞力自由流動需要配套制度，包括遷徙權、戶籍、教育、社保等問題；第二，土地制度，隨著人口流動，土地也必須流動，不然城市化無法進行；第三，行政主導的城鎮化，各級政府都在自己管轄的區劃內“建城”，城市的行政外套不合身；第四，管理高密度經濟知識與人才匱乏。
周其仁判斷，像工業化經歷“再工業化”一樣，這一波城鎮化可能會引發一波“再城市化”，即對現行城鎮化不合理的部分進行重組。
目前，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新矛盾是土地資源配置的問題。按一般邏輯，城市化進程將大大提高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程度，隨著高密度城市的發展，減少了分散的農村，由此可以增加耕地和綠地。但是，中國至今還是一個“例外”——城市化面積的擴張程度，超過了人口城鎮化率的提升程度；出現了很多土地利用不集約的工業區和城鎮；農村建設用地不但沒有隨著移向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減少，反而加速擴大。
周其仁表示，目前我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數據顯示，1990至2000年，我國城市建設用地的面積擴大了90.5%，但城鎮人口僅增長52.96%，土地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1.71倍。2000至2010年，我國城市建設用地的面積擴大了83.41%，但城鎮人口僅增長45.12%。
在城鎮地價節節上漲的同時，農村大量建設用地沒有得到有效利用。數據顯示，2004年，城鎮人口人均占有城鎮工礦用地為129.4平方米；農村人口人均占有農村居民點用地位219.7平方米（村鎮建設用地的規劃上限為150平方米/人）。與2000年相比，2004年的城鎮人口人均占用城鎮工礦用地和農村人口人均占用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水平都略有提高，后者的絕對量更是增加了10.8平方米。并且，農村居民點布局松散，空心村現象突出，村莊內部布局雜亂。
周其仁稱，目前改革面臨的新挑戰包括：“權利主體不明、邊界不清”，很容易在土地的重新配置過程中，引發侵權和沖突；此外“確權是基礎”，需要普遍地界定農地承包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并使農民像城里人一樣擁有權威的法律憑證。這就需要清資核產、止紛定爭；確立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主體地位，從根本上消除承銷統籌改革中的系統性風險；擴大土地合理流轉范圍，增大農民財產性收入，促進土地更集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