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臨近,又是一批十年寒窗苦讀的學子開始走上社會的糾結時刻。
不幸的是,今年被稱為“最難就業年”, 699萬畢業生都要踢出自己職業人生的臨門第一腳。
在北京一所重點高校碩士畢業的侄子,近日告知已經確定赴重慶某區入職當公務員。由于這些年來在縣鎮職高當老師的 大哥要同時供養兩個兒子念大學、讀碩士,經濟壓力可想而知,在北京念書的這個侄兒費用自然多有我照應。聽到這個消息自然頓時輕松不少,算是放下了一樁心事。
這個侄子2007年以廣西高考前60名的總成績考入北京一所全國重點高校海關專業。2010年本科畢業時報考北大研究生失敗,索性返回桂西鄉下老家,潛心復習考研,一年后終于考回母校攻讀行政管理學專業碩士。
從去年10月份起,他就不斷開始聯系工作。除了南下北上頻繁參加公務員招考外,在北京應聘了不少企事業單位,由于成績很優秀,文筆頗佳,又寫得一筆好字,不少單位都伸出橄欖枝。依我這些年對他性格的了解,有些企業單位雖然起薪不高,但很適合他將來的發展,他也偶爾表示很有興趣。但權衡利弊,他還是選擇了當公務員,雖然這并不是他心底里的理想。
當然,這個權衡,不純然是他的意志。這里寄托了他的父親——我的大哥渴望揚眉吐氣的期望,因為一輩子由回鄉青年變身小學代課教師、正式在編中學骨干教師期間,其中的波折抑郁、仰人鼻息,加上近些年來鄉里坊間大大小小縣官、鄉官、村官縱橫捭闔游刃有余的示范效應,讓他由早年鄉里有名的知識憤青轉變成堅定仕途的支持者。他既然已經沒有躋身官場的機會,斷不能讓自己的孩子在這個好不容易擠開的門縫合上。
清明期間筆者回鄉祭奠先人,由于多年未回故鄉,拜親訪友自然熱鬧非凡,各種酒席應接不暇。然而不論是山村里的家常酒席,縣城里同學招待應酬,抑或省城里已經身為學科帶頭人的博導師兄弟接風筵席,話題幾乎離不開某人某人是局長處長,能耐(無非是為家里安排各種便利)如何如何, 即使是在自己學科領域稱得上呼風喚雨的師兄弟,說起和某某司局長干部、部級干部交往、吃喝,也是一臉羨慕與得色,令筆者每每興趣索然,存在于我們之間的率直和純真漸行漸遠。
回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人們擇業觀,不免啞然失笑。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綜合性大學畢業的“通才”學生最比較喜歡分配到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大企業等單位,因為相信這些單位能提供更多的機會發揮他們的專長,被嘲諷為“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報紙過一天”的行政崗位絕不是有為青年應該選擇的人生目標。
90年代官員下海更是變成一種潮流,得改革風氣之先的廣東,甚至還流傳這樣的笑話,說家長教育小孩都喜歡說“你再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叫你當干部!”。
如今不過十來年過去,家長教育孩子的口頭禪卻又變成“好好學習吧!將來考公務員!”換言之,今天大學生第一選擇大多是政府機構,千軍萬馬走獨木橋考公務員,因為那里除了提供穩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擔當最小的風險外,還有機會當官。人民論壇雜志對社會“官迷”的調查結果表明,受訪者認為只要當了“官”,就能夠“仙及雞犬”,就能夠衣錦還鄉,就能夠光宗耀祖,就能夠受人尊敬。所以,“萬般皆末流,惟有仕途高”。
聯想學林舊事一段民國時期關于大師的逸聞,不免令人噓唏。話說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先后由昆明搬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后,史語所所長職務外兼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傅斯年,受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所托,想請語言學家李方桂出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去了幾次,李方桂再三不肯。最后一次,李方桂干脆對傅斯年說:“在我看來,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不以為遜,躬身作了一個長揖,邊退邊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這段逸聞在時間上距離我們并不遙遠,但在當下的語境中,離我們卻是益發的遙遠了。因為,今天“斯文”已經很習慣地為“官場”掃地了,所以不用奇怪有不少人會把這段逸聞當成一種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