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農民工子女教育、農村留守兒童等問題的呈現,引起人們對戶籍制度改革的關注,輿論也不斷有改革現有戶籍制度、讓農村土地充分流動起來的呼吁。中央在成都和重慶等地設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也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做出的決策,試圖為解決這些難題闖出一條新路。
戶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困難,關鍵在于農民進城不僅是農民個體的人生選擇,也意味著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動,社會管理者必然面臨大量農民成為城市市民后怎么辦的難題。目前圍繞戶籍制度改革的主爭論點也在此。
盡管可認為進城農民得為自身選擇負責,但政府無法回避基本的道義責任,該責任不僅是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還得回應多數大眾的公正平等訴求,維持社會基本均衡。由農民轉化而來的新市民聚居在類似于“貧民窟”的局面一旦出現,將意味著社會進入嚴重的不穩定期,這是執政者不可承受之重。目前不少地方建設公租房和廉租房時,都強調它們要與一般商業住宅打成一片,不能搞成貧民窟,即是意識到了中國社會所積蓄的平等訴求帶來的巨大壓力。這也是執政者在戶籍改革問題上頗費躊躇的主要原因。
同樣道理,在農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因為考慮到土地是進城農民工的一道基本保障,在尚未找到解決農民進城的基本社會保障和相對均衡的生活水平的辦法之前,決策者不得不保持基本土地制度的穩定性,不敢實行激進的市場化改革。
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城鎮化進程不可避免,目前農民工群體像候鳥一樣往返于故鄉與城市,缺乏應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公共服務,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也長期難以兼顧,這種生活方式的缺陷會越來越被人們意識到,其不可持續性的一面會逐漸顯露出來。近來“民工荒”重新出現,農民對于城市務工的生活方式的不足的意識是一個重要原因。
戶籍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這一兩難困境。如果沿用徹底的市場化思路,直接放開現有制度約束即可,其實施不可避免會進一步擴大城市的社會差距,造就一批城市貧民,到時候仍然需要政府出手來縮小社會差距,在這一過程中執政者需承受社會差距過大帶來的不穩定風險。如果將社會公正和平等作為一個重要的執政目標,則需要想辦法兼顧市場化、城市化的需求和農民進城之后的基本生活權利。
重慶此次不讓農民“裸著進城”的改革實驗,是試圖走出一條有所兼顧的中間道路,意識到農民在進城過程中處于相對弱勢的位置,需要必要的保障來完成從農民到城市市民的重大人生轉型,盡量減少城市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震蕩。這需政府之手在戶籍制度改革啟動之時即強勢介入,而不是等到激進的市場化進程已經造成不樂觀的社會后果之后,政府才來促進社會公正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