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5-22 07:43:15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陳鵠飛
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是近來各方熱議的話題。有憧憬也有爭議。首先，我國的城鎮化是否仍有提升空間？觀點有分歧；其次，新型城鎮化“新”在哪里？意見也莫衷一是。在此情形下，如何測度未來城鎮化的提升空間，清晰界定并厘清新型城鎮化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路徑，無疑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本報告第一部分探討中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第二部分論述新型城鎮化的特征和發展路徑，第三部分指出新型城鎮化戰略下商業銀行的機遇和挑戰,最后一部分則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中國城鎮化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就我國未來城鎮化是否有提升空間的問題，有學者主要從“我國的絕對城鎮化率水平、工業化與城市化相對關系、第一產業勞動人口轉移數量”三個角度來觀察，認為，中國進一步城鎮化的空間有限，中國的“后城鎮化”可能會蛻變成經濟增長的阻力。
對此，我們持相反觀點。我們認為，中國的城鎮化不但沒有結束，而且還在進一步深化。當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城鎮化將是中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動力源(600405,股吧)泉所在。
首先，從世界范圍內絕對城鎮化率水平的比較看，中國城鎮化率仍有進一步提高空間。
據世界銀行公布數據，2011年高收入國家的城鎮化率水平為80.50%，而2011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我國城鎮化率僅為51.27%，兩者相差約30個百分點；就全球平均城鎮化率水平比較來看，2011年全球的平均城鎮化率水平為51.99%，我國的城鎮化率也未能達到全球平均水平。
中國的絕對城鎮化率仍有進一步增長空間
資料來源：World Bank，國家統計局，交行金研中心
其次，從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相對比率看，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明顯滯后于工業化，未來城鎮化水平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Chenery, Hollis B）（1988，1989）在對二戰后100多個國家的工業化率、城市化率數據研究后發現，當人均GDP小于100美元時，一國的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應大致持平；而當一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進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后，城市化率就會領先工業化率近30個百分點，也即“中低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通常約為1.3左右，且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進一步增長，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相應呈現出上升態勢。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為50.50%、工業化率為46.61%，城鎮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僅為1.08。而同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平均比值約為3.4-3.5左右，顯著高于我國現有的水平。即使是“金磚國家（BRICS）”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2011年底這些國家的城市化率除以工業化率的比值也分別達到了3.07、1.99、1.18和2.02。
對比世界銀行公布的1989年-2011年間世界范圍內的城鎮化率/工業化率水平，中國的城鎮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甚至較“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落后30到40個百分點。因此，相比于工業化進程，我國的城鎮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最后，從第一產業“勞動力剩余”轉移進度看，截至2028年之前，我國仍將處于“勞動力剩余”轉移的城鎮化進程之中。
由于城鎮化的過程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的過程，因此，在城鄉二元結構向城市一元經濟的轉變過程中，第一產業“勞動力剩余”的轉移速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鎮化的進程。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走勢看，在我國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轉變的進程中，第一產業（農業）人口的整體占比在降低，截至2011年我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全部就業人員）由1978年的70.5%降至34.8%。
同時我們發現，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的變化率大致呈現出均值收斂的周期性變化態勢，平均來看，1978-2011的34年間，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的變化率均值為1.2左右。依據2011年末我國34.8%的第一產業人口從業人員比例算，如果要降至“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14.8%的第一產業人口從業人員比例值，則至少還要17年(=（34.8-14.8）/1.2)，也即至少要到2028年我國的第一產業“勞動力剩余”的城鎮化轉移進程才能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
新型城鎮化的遠景和真意是什么
新型城鎮化作為“擴大內需、開啟全新增長引擎”的重大戰略意義，已經成為政策共識。但是，對于新型城鎮化發展路徑和它的本質特征，仍是眾說紛紜。以下我們從城鎮演變歷史、城鎮化過程中人類文明的變遷以及城鎮化的本質目標三個角度梳理新型城鎮化的邏輯。
1.新型城鎮化是交易成本節約的服務便利化——“智慧城市”的實現
縱觀城鄉的歷史性分野和城鎮化的演變歷程，城市與社會分工相伴而生，因交易成本節約的需要推動了人口、資源向城市空間的日益集聚，并最終因這種交易集聚而形成城市秩序。城鎮化的演進過程就是交易成本不斷削減并上升為制度化的過程。
相對于城市而言，鄉村是一種低水平的集聚。隨著資源、人口聚集后引致的交易日益廣泛化，簡單的“以物易物”等人格化直接交易成本越來越高、甚至變得不再可能。因此，與降低交易成本的技術、結構和制度安排相適應的城市秩序便應運而生。
在交易成本不斷降低的條件下，受益于資源、人口聚集過程中帶來的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效應以及城市自身的經濟實力，城鎮化進程才得以繼續推進。相反，如果城市秩序在節約交易成本的作用中運作不靈或漸失動力，則意味著城市將無法保持發展和維持活力，也即遭遇所謂的“逆城鎮化”。
因此，從城市經濟演變的理論框架看，城鎮秩序的形成過程應是交易成本節約并上升為制度化的過程，現代城市興起的主導力量是低成本交易聚集的結果，城鎮化的演進應是交易成本不斷削減的過程。
我們認為，未來致力于交易成本削減的新型城鎮化，至少將涵蓋“以促進城市公共交通發展為核心的智能交通、健全城市醫療體系為主體的醫療信息化、以金融數據集中管控為代表的智慧金融及以數字城管為載體的政府服務、物流”等六大“智慧城市”建設領域。
2.新型城鎮化是創新驅動的集約、環保、低碳化——“生態/綠色城市”的實現
從人類文明的演進歷史看，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態。生態文明建設強調從技術、經濟、社會、法制和文化各個方面對傳統工業文明進行變革，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城市是生態文明的重要載體，建設低碳城市是推進生態文明發展的良好契機。未來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就是創新驅動下的集約、環保、低碳化的城市建設。
從中國既有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歷程看，中國用30多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百年走的路，這被稱為中國增長的奇跡。但是，在高增長的背后中國也付出了空間上“壓縮式污染”的代價，西方發達國家分散在數百年中的污染，我們集中到了幾十年間釋放。在能源和環境危機的雙重壓力之下，未來中國城鎮化遭遇的最大挑戰，已經不是單一的如何實現工業化升級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而亟須是在對“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式工業文明的反省中，思考、選擇一種全新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實現文明的轉型與跨越。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要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城鎮化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當前，以美國的頁巖氣能源創新和綠色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革命，正從根本上推動著世界文明與經濟發展的走向。而中國經濟整體也正處于“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工業化疊加信息化”的戰略發展階段,在新型的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中國亟須摒棄以往的造新城、蓋高樓等“高能耗、高污染”的大干快上粗放發展模式，應通過堅持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四化”聯動，積極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以節能減排作為結構調整和創新轉型的重要突破口，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節能環保和綠色低碳產業，切實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建設生態/綠色城市。
3.新型城鎮化本質是農業人口市民化，是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人的城市”的實現
二、三百年來，城鎮化極大地改變和重塑了人類社會以及人類文明的整體面貌。曾經占絕對多數的龐大農村人口逐漸凋零，城市人口則不斷膨脹。根據世界銀行報告，從1960年到2011年末，全球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33.4%上升至51.99%。時至今日，在全球范圍內，人口和資源加速向城市聚集的趨勢依然沒有改變，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整個農業文明向現代城市文明的進化史，就是一部農業人口市民化的演變歷史。
在當前全球經濟弱復蘇導致外部有效需求乏力的國際環境下，通過有序推進以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尤其更加注重農民工在城鎮的落戶問題，從而充分釋放以農業人口市民化為依托的巨大內需潛力，既是當下保持中國經濟穩步可持續發展的切實選擇，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應讓改革發展的紅利惠及全民”的必然要求。
“通過城鄉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因此，新型城鎮化的本質應是農業人口的市民化，是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積極穩妥推進以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新形勢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切實需要。
在農業人口的市民化過程中，首先尤為注重的應是農業的轉移就業問題。從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看，城鎮化的核心應是農民轉移就業、農民轉變身份。在這個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中，就業是前提，市民化是結果。考慮到我國的現狀，勞動力市場對人力資本要求的提高，以及產業升級過程中帶來的“技術對人的替代”，這就要求政府在穩妥推進應城鎮化的同時，應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網絡體系，為可能面臨失業沖擊的進城農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會救助。應注重加強對教育的投入力度，尤其注重農民工子女的城市入學、失地農民的崗前培訓和進城農民工的再就業培訓，切實降低農業人口市民化進程中的“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
當然，考慮現階段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城市既有的承載能力，短期內全部放開城鄉戶籍管制可能也不現實。如果短時期內完全實現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并落戶于城市，很可能將導致出現拉美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廣泛形成的“城市貧民窟”現象，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城鎮化的轉換成本。因而，推行漸進、有序的農業人口市民化道路，可能仍將是我國現階段城鎮化過程中的最優選擇。
現代城巿的集聚首先是交易主體（人口）在空間上的公平、自由流動和聚集。沒有交易主體（人口）公平、自由流動和聚集，就沒有交易本身的集聚。因此，在農業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積極推動“行為主體（人口）對公平機會以及由公平機會帶來的公平機會的選擇公共服務均等、共享建設，應是人口市民化過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們認為，在以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未來包括“意在使流動人口及其家庭可以享受與城市戶籍居民身份統一、權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務和權益保護，尤其是包括子女教育、住房保障、醫療保障及社會保障等”在內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應是“人的城市化”的最重要體現。
綜上所述，從交易成本節約并上升為制度化的城鎮化演變歷史看，未來的新型城鎮化應是致力于交易成本節約的服務便利化；從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的傳承、演繹進程看，未來的新型城鎮化應是創新驅動型可持續發展的集約、低碳、環保化；通過有序推進以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尤其更加注重農民工在城鎮的落戶問題，新型城鎮化的最終目的應是要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既是當下啟動內需、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切實選擇，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讓改革發展的紅利更多更公平惠及全民”的必然要求。
新型城鎮化戰略下商業銀行的機遇與挑戰
1.新型城鎮化戰略下商業銀行的機遇
隨著未來我國新型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人口、資本等生產要素也將實現空間的集聚和重構。在城鄉二元經濟向一元結構靠攏的全社會資源再分配的過程中，我國商業銀行也將迎來新一輪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方面，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為商業銀行提供了全新的融資需求，伴隨著勞動力、資本、技術、土地等生產要素的跨區域、跨市場流動，商業銀行整體收入將繼續保持增長；另一方面，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素重構、創新所推動，商業銀行也在應對全新的金融需求和日益加劇的競爭壓力中加大了金融創新力度，從而推動著自身的轉型與跨越。
（1）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傳統利息收入將穩定增長
首先，受益于“智慧城市、綠色城市”建設進程中投資需求的增長，商業銀行的批發貸款業務收入有望穩定增長。與過去城鎮化過程相比，新型城鎮化驅動投資的效應有同有異。相同之處在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仍將繼續開展、保障房等領域仍然是重點投資對象。銀監會數據顯示,2012年保障房建設貸款增長約39%，有力地支持了城鎮化進程;據測算，“十二五”期間我國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將達到50多萬億元，城鎮化過程中的信貸需求將依然旺盛。不同之處在于未來我國經濟將呈現明顯的結構調整特征，包括城市布局結構、產業內結構、產業轉移帶來的區域結構、民生相關項目支出結構等，因而商業銀行在開展傳統授信業務中需要考慮結構變化的風險和契機。
具體來看，伴隨著“智慧城市”有序推進，智能安防、智能交通、智慧醫療、智慧金融、電子政務化等領域的金融需求將明顯增加；受建設節能環保、和諧友好的“綠色城市”所推動，中小城鎮建設、生態城市建設的資金需求將會加大，其中，建筑節能、生態治理、園林綠化等領域的金融需求則會明顯增長。“十二五”期間，我國節能環保的投入預計超過5萬億元，其中節能（含工業節能，建筑節能和交運節能）投入1.6萬億元，環保（含廢氣治理，廢水治理，固廢治理，土壤修復和環境監測）投入3.4萬億元和資源循環利用5000億元。受益于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投資需求的增長，商業銀行的整體批發貸款業務收入有望穩定增長。
其次，隨著“人的城市化”進程的穩步推進，零售貸款（含小企業貸款）業務收入增長潛力巨大。由于在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中，就業是前提，市民化是結果。因此，考慮現代服務業在吸納就業人口方面具有更高的彈性，因此，未來主要依靠民營和個體創業的小、微型服務業將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達14.77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21.95%，較年初增加2.43萬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9.73%。未來受益于小微、型服務業進一步發展所衍生的大量小額信貸需求，銀行的零售貸款（含小企業貸款）業務收入增長潛力巨大。
最后，隨著“人的城市化”進程的穩步推進，消費（個人）貸款業務收入有望強勁增長。在個人信貸業務方面，新型城鎮化也將給商業銀行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現在中國每年有1000多萬農民轉移到城鎮，但目前仍有2.6億農民工由于戶籍問題把他們擋在了享受城鎮化成果的門外。
未來隨著農業人口市民化身份的認同，市民化后所帶來的定居型消費需求的釋放，將極大地提升這些城鎮新增人口在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教育文化娛樂及餐飲食品等大消費行業的購買需求；同時，新型城鎮化改革將有力地推動中等收入群體的崛起，從而刺激城鄉消費居民更多的金融需求。有關預測表明，未來五年中國消費信貸余額的增速有望達到24%左右。伴隨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居民消費的崛起和升級，商業銀行的消費（個人）貸款業務收入將保持強勁增長。
（2）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有望實現跨越式增長
受益于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居民財富增長和企業發展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日益需求，泛資產財富管理業務的崛起將推動商業銀行中間業務實現跨越式增長。2012年，我國僅針對個人發行的銀行理財產品數量就接近3萬款，較2011年上漲26%，而發行規模更是達到24.71萬億元人民幣，發行數量和發行規模已經達到了歷史新高。未來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崛起，泛資產管理類創新業務（如信貸資產證券化）將迎來跨越式增長。
（3）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將迎來新一輪網點（機構）擴建的機遇
隨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小城鎮的進一步發展，農村銀行業將受到影響，農村銀行服務對象逐步發生變化，機構多個人少。未來在“下鄉”方式上，商業銀行將通過收購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以及牽頭組建村鎮銀行等方式，實現網點機構在農村地域空間的拓展和延伸。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的不完全統計，截止2011年末，服務金融機構1249個，其中的銀行網點達到20.09萬家，新增網點七千多家，且多數分布在新建社區及城鄉結合部。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未來隨著中小城市的建設和縣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商業銀行有望迎來新一輪的綜合型網點擴建步伐。
（4）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綜合化發展將進一步加快
隨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多元直接融資方式以及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序推進，金融市場趨于活躍，將為各類機構協調發展打開空間。在新型城鎮化的進程中，雖然券商、保險資管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紛紛躋身資產管理隊伍，與銀行一起“五龍治水”，但總的看，其他非銀機構更多扮演“通道”角色，銀行的主角地位短期內難以撼動。未來商業銀行將通過更多創新產品、更優服務質量、更新管理機制，充分發揮多元、綜合經營的協同效應，推動著自身的轉型與跨越。
2.新型城鎮化戰略下商業銀行面臨的挑戰
（1）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將普遍面臨凈息差收窄、凈利增速放緩的壓力
首先，從存、貸利差演變看，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的凈利差將明顯收窄。由于新型城鎮化是交易成本節約的服務便利化，因此，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致力于降低融資成本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有望穩步推進。
其次，從多元融資結構的演變看，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資產端脫媒”將對銀行盈利形成顯著的負面沖擊。從人民銀行公布的社會融資規模總量構成看，近年來銀行傳統的信貸客戶資源流失、“資產端脫媒”日益明顯。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旨在提供融資可得性便利的社會融資多元化改革將進一步推進,銀行盈利將面臨較明顯的壓力。
（2）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銀行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創新、轉型壓力
首先，隨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智能金融的興起，商業銀行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創新求變壓力。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智慧城市、智慧金融”的興起，將對商業銀行的存、貸、支付業務等傳統金融模式形成革命性的沖擊和挑戰。
其次，伴隨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普惠制金融變革，各類資本加速進入銀行業從而倒逼商業銀行主動向“差異化、特色化經營”轉型求變。銀監會數據顯示,在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中，截至2011年底，民間資本在總股本中的占比分別為42%和54%。部分中小商業銀行已100%是民間資本。這種變化將推動銀行業加快創新轉型的步伐。
（3）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壓力加大
首先，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與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相掛鉤的融資平臺及房地產貸款風險壓力持續存在。考慮到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城市集群建設帶來的基建投資增長，巨大的投融資沖動將促使未來融資平臺有進一步擴張壓力。在房地產調控政方向不變的大背景下，也存在房企資金斷裂而造成不良貸款的風險。
其次，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新型產品創設的金融風險也在加大。在“綠色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為適應新型城鎮化中“高科技含量、低有形抵押”新產業、新業態的融資需要，商業銀行勢必將創設擔保方式更為靈活的科技金融產品，其中蘊含的新型產品創設風險也在加大。
（4）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銀行將面臨更嚴格的風險資本監管
從加強審慎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的要求看，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上銀行業將面臨更嚴厲的資本監管。近年來，受銀監會加強政府融資平臺企業授信業務管理，嚴格實行“總量控制、區別對待、分類管理、從嚴審批”的授信要求限制，為解決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融資缺口，政府融資平臺紛紛借道影子銀行融資。未來影子銀行監管的重點，將會通過引導銀行表外信貸項目顯性化，并借助嚴格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確保系統性風險整體可控。
商業銀行六大對策
注重加強政信合作、大力拓展與農民工市民化相關的金融服務業務
在以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未來包括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建設、公共教育和醫療等與市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公共支出建設有望提速。商業銀行應積極加強政信合作，努力提供包含項目信貸支持、市政融資咨詢、評估等相關業務在內的配套金融服務，從而與地方政府和核心企業打造長期良好互利的合作關系。
加快轉型創新力度，做大資產管理和私人銀行業務
未來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崛起，客戶日益多元的金融資產配置需要也將日益彰顯。商業銀行應注重發掘居民多元資產配置需求，積極推出特色個人金融服務。尤其應注重以資產管理業務、私人銀行業務為重要抓手，加大新型產品創設力度，主動滿足新的金融需求，從而在業務創新的過程中推動實現自身的轉型與跨越。
穩步擴張新網點至地市、縣域和大城市郊縣，切實創新和提升渠道競爭能力
隨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業人口的逐步城鎮化轉移，農村銀行業將受到影響，農村銀行服務對象逐步發生變化，機構不斷增多而個人逐步減少。同時考慮到未來科技創新引發的金融變革以及普惠制融資安排下同業競爭的加劇，傳統的以增設人工網點為主的外延式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因而商業銀行在穩步擴張新網點至地市、縣域和大城市郊縣的同時，應注重網點內部勞動組合、功能布局的整合調整，同時加強電子渠道建設，全面推動網點由被動交易向主動營銷型轉變，切實創新和提升渠道競爭能力。
積極關注和發展農村新型農業組織業務
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縣域經濟的發展和現代農業產業鏈的興起，將為商業銀行開展農業產業上、下游一體化金融服務以及重心下沉、服務農業小微企業提供了全新的投資機會。未來商業銀行應積極關注和發展農村的新型農業組織業務，通過農業產業鏈金融業務以點帶線、以線帶面，推廣“一家分行做全國”的供應鏈模式，將大城市金融服務基礎和核心企業的良好信用能力延伸至中小城市與農業中小微企業。切實提高商業銀行服務三農的效率和風險管控能力。
加強一攬子服務客戶的綜合經營能力，力爭“綜合化與特色化”并舉
鑒于中小城市和城鎮的地方特色濃厚，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進程中，要充分尊重地方特色、鼓勵分支機構研究特色業務、省級機構和總行要為基層行業務提供強大后臺支持與服務。建議加快完善中西部地區城市布局，靈活完善特色業務報送渠道，下放部分管理權限。通過積極探索通過參股或與地方性商業銀行、農商行、村鎮銀行、社區銀行合作等多種方式，提供包括業務經營開展、軟硬件設施、營銷策略、風險管理技術等一攬子全方位綜合金融服務，力爭實現“綜合化和特色化”并舉。
加強新領域新風險的管控
正如一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一樣，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拓展新興業務、創設新型產品的金融風險也在加大。由于創新業務多是風險的發生源，在新型產品的創設和發行中往往是信用風險、合規風險、操作風險同時并存，因而商業銀行應堅持在發展中管控好各類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