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所帶來的貧民窟，是巴西社會的一個突出問題。近年來，巴西政府希望借助城市化的改造，將其解決，但由于積重難返，徹底解決仍任重道遠。回望巴西城市化進程中的貧民窟問題，有幾個標志性特征。
首先，人口城市化先于經濟城市化。1996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達到78.4%，2000年為81.4%，遠超同期46%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據李瑞林、王春艷《巴西城市化的問題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一文，從1950年到1980年，巴西花了30年的時間，將人口城市化的水平從36.2％上升到67.6％，比西方國家快20年，達到了相同的水平。其中尤其以1950年到1970年，人口城市化水平最快。20年間，城市人口以每年大約5%的速度增長，鄉村人口增長不到2%；1970年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長有所下降，仍大于2%，同期鄉村人口負增長。巴西比發達國家減少20年實現同樣的城市化率，代價是產生大量的貧民窟。
其次，貧民窟泛濫。近20年來,巴西城市人口增長了24%,貧民窟人口增長了118%。目前居住在城市貧民窟中的就有3500萬人,占全國城市人口的25.4%。1987年，巴西全國約有2500萬人居住在貧民窟。1991年，貧民窟有3188個，2000年增加到3905個，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現已蔓延到中等城市。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也是貧民窟最大的城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羅，1950年250萬人，1980年上升到1350萬人；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約熱內盧由290萬人增加到1070萬人。1987年，圣保羅是貧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個。里約熱內盧城區人口550萬人，其中150多萬人住在貧民窟里。
第三，強迫工業化與強迫城市化造成大量失業人口。根據黃亞生教授的文章，在1964年到1988年巴西軍政府執政期間，巴西進入奇跡增長時代——1968年到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長11.4%。政府實行高稅收政策，將資金投向工業園區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而非公共教育和衛生；同時，政府施行“強迫工業化”，用行政手段征收土地，造成大批赤貧而素質低下的勞動人口。
經濟奇跡開始時大城市的擴張還能容納源源不斷進入的人口，而后處于失控的城市化狀態。以圣保羅為例，在1940年到1970年間，圣保羅城市人口的增加占了全國城市人口增長量的一半，1970年，圣保羅人口占巴西總人口的19%，占GNP的39%，以及58%的工業產值，而圣保羅的土地面積僅為巴西的2.9%。但是，隨著巴西奇跡的衰退，1980年代以后進入失落的十年，兩位數以上的失業率與巨額的債務，使得巴西奇跡倒塌，呈現出遍地貧民窟的真相。
第四，解決貧民窟的方法失當。根 據 George Martine 、GordonMcGranahan的論文 《Brazil`searlyurbantransition:whatcanitteachurbanizingcountries?》，為了解決就業與經濟發展難題，軍政府建立工業園區，為企業提供大量補貼，同時在1964年創建國家住房銀行及聯邦住房和城市規劃服務署，負責城市規劃與低收入者住房，政府鼓勵和支持私營部門的住房開發融資。
但權貴橫行與法治不彰的現實，必然導致補貼被盜用的現象，企業利用政府的補貼為自己謀利，為貧困人口提供的住房相關的補貼，很快被房地產公司變相瓜分，這些房地產公司主要為有錢人和中產階級提供住房，對為窮人提供住房完全沒有興趣。1986年巴西軍政府結束后，國家住房銀行也關閉了。
即使政府的本意良善，也無法保障執行過程中的缺失，何況在強大的政府力量支配下，強迫城市化過程中攫取土地的過程，產生了源源不斷的貧困人口，解決這些人口的培訓、就業、住房問題，完全在政府的能力之外。
巴西畸形城市化不僅造成了大量的貧民窟，也造成了嚴重的貧富不均，大量土地與資源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巴西走上阿根廷式的衰敗之路又有什么奇怪呢？城市專業性不強，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不佳，無法容納高速增長的就業人口，工業園區與企業債務飛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此，城市化也就成為財富重新洗牌的過程。
并非多余的后話是，巴西全要素生產率在城市化過程中沒有增長，工業化與城市化沒有提升經濟效率，從2008年以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下滑，難道不值得警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