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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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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專家提出農民工市民化之所以進展緩慢，表面上看是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土地制度等二元體制改革的滯后，但根本的原因是改革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應的社會成本。對此，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得出的測算結論，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為8萬元。(4月14日《燕趙都市報》)
雖然研究者一直在努力證明，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并不高，而且這些成本的負擔也有一個時間過程作為緩沖，不會一下子給城市帶來太大的負擔。但是，成本再低也還是成本。更何況，8萬元的成本只是一個平均數，在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城市，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要遠高于此，廣州市曾做過測算，農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竟然高達100萬元。
相關的調查研究和統計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其一，去年4月—5月間，國家發改委會同各部委進行的城鎮化調研發現，戶籍改革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其二，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快速提高，到2011年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27%，可是人口的城鎮化率僅有35%。這說明，對于很多城市來說，只是在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城鎮化的紅利，卻不愿意為農民工的市民化承擔相應的義務。
可現在的問題是，城市獲取的很多城鎮化紅利，是來自農民工的貢獻，或者說是對農民工的剝奪。一方面，見物不見人的城鎮化，實際上是對農民工的隱性剝奪。農村土地原本是就業于城市農民工最后的保障，可是不少地方以城鎮化為由獲取土地——— 由農村集體土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這些原本屬于農民工的利益，被一些地方政府巧取豪奪為造福城市居民的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工，以低社會保障的方式，承擔了大量城市中最臟、最差、最累的基礎性工作。而且，他們創造的大量社會財富，都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轉化為城市的福利，但城市卻并沒有完全承擔對農民工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應盡的義務。從某種程度上講，恰恰是很多城市只是在享受農民工貢獻的紅利，而沒有承擔對農民工應盡的義務，才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尷尬。
從歷史和現實的維度看，在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之下，差距拉大、階層固化、利益失衡，從來都是產生對立、矛盾的導火索，于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應該說，城市只享受農民工貢獻的紅利而不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義務，已經讓一些城市市民成為徹底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以高考為典型代表的“洼地”。雖說“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講，即便成本再高、難度再大，城市承擔起農民工市民化也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