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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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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中國維持20年8%的GDP增速不是問題?！?br /> “中國可考慮再來一輪新的經濟刺激，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下輪高增長奠定基礎。通過萬億基建投資刺激增長的方式也未嘗不可。”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近日的一些言論飽受爭議，被指責說話“不接地氣”。為此，《城市化》記者通過對林毅夫先生此番言論的語境進行梳理，并請行業專家共同探討，究竟是——“大放衛星”還是“真知灼見” ？
保8非難事？
在9月11日舉行的2012夏季達沃斯論壇會議上，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總裁林毅夫否認了外界對中國經濟不可持續增長的判斷，在他看來，中國目前經濟指標下降，增長率下降的原因在于目前出口市場疲軟，出口量減少，此外，上一輪4萬億已經到達尾聲，投資需求不足也造成了經濟增速放緩。當時林毅夫認為，8%的GDP增長速度并不是一個問題。
隨后林毅夫在北京大學發表主題演講時補充說，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確實面臨著問題與風險，但就此認為中國將從此進入低增長階段是不對的。從后發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低收入國家只有發展到人均收入為美國的50%左右時才會步入低增長階段，而在2008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只是美國的21%，據估計，將在2030年左右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0%，也就是說中國還有20年維持8%的增長潛力。
在遭到一些專家質疑之后，林毅夫也在隨后的澄清中說明20年“保8”增長力的原意指的是“潛在增長力”。他稱，增速潛力被發揮出來，要滿足諸如收入分配、金融結構、政治腐敗等多個問題被解決的前提條件。林毅夫認為，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是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繼續高速增長關鍵。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時紅秀也認為，下一步中國經濟走勢，我們可以做出如下兩項預判：一是中國經濟穩增長確實沒那么難。二是調結構、轉方式任重道遠。
時紅秀認為，中國國內的本土市場足夠大，兢兢業業把自己的市場搞好，中國經濟足以具備持續可靠的支撐。本質上講，財富增進，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分工和專業化的不斷演進。根據斯密原理，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中國巨大的市場范圍意味著廣泛的交易規模，可以為專業化分工——內生的經濟增長動力提供無可與比的優勢。
改革創條件
但一些批評者從中國實際情況以及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發表了不同的觀點。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就認為，保8的發展條件需要改善和創造，否則就是一句空談。
君百略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楊連慶認為，對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實施比較優勢戰略的同時，在中長期一定要實施競爭優勢戰略，如改善教育、改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機會平等的環境、推進市場化經濟制度改革等等，來提高技術創新的基礎平臺、創造市場效率的基礎制度、從而為國家在未來占據全球經濟制高點奠定基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政軍對本刊表示，未來保持經濟高速發展，需要直接改變金融體制結構和高收入階層的稅收政策，使其為壯大的尚處于初始發展階段的中產階層隊伍發揮作用，既要建立專門面向小微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這種金融機構是政策性銀行而非商業性銀行，并且要杜絕其向商業性銀行逐漸過渡的途徑（過去十多年，我們看到四大AMC已經從政策性公司轉身成為商業性的投資銀行，一些政策性銀行也在為轉變為商業性銀行作準備）。
稅收政策一定要引入稅率高度累積的手段，要實現對富人征收高稅率同時對低收入的無產階層免征稅，提高收入稅的起征點，為此收入透明化和財產透明化勢必要的前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培育出一個廣大的中產階層，確保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
有專家對城市化浪潮帶來的經濟增長可能表示肯定，但楊連慶認為，要充分釋放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必須依靠改革的力量。首先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破除勞動力流動和競爭的制度障礙，繼續促進農民向非農就業轉移；二是必須深化戶籍制度的改革，加強社會保障全面覆蓋的建設，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釋放消費潛力；三是必須促進流動人口的市民化，促進非正式就業向正式就業轉變，提升其收入水平和工作穩定性；四是必須采取切實措施，為新移民建造可負擔的廉價住房，改革住房市場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促進住房的供給而不是壓制住房的需求，幫助新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定居，這樣才能充分釋放城市化進程對城鎮房地產市場的帶動作用。
事實上，林毅夫也批評目前的金融稅收政策是“窮人補貼富人”。直指目前金融體質結構和稅收政策。林毅夫指出，要發揮“后發優勢”，變潛在增長力為現實增長力，就必須把中國市場化的改革進行到底，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一些扭曲消除掉，改善收入結構、收入分配問題，也要解決貪污腐敗一系列的問題。
多數學者判斷，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大以及由此帶來的系列問題，可能會在稅收政策、二次分配上有所動作。
投資需轉向
林毅夫認為，中國可考慮再來一輪新的經濟刺激，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下輪高增長奠定基礎。不過地方政府靠萬億投資基建保增長的政策帶來的弊端，已經引起各方質疑，再加上輿論對于“偽城市化”的詬病，應該是林毅夫被質疑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就在今年七月份開始的新一輪由地方政府主導的萬億投資潮就已經來臨，至于投資方向，各地產業規劃中，唱重頭戲的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而在城市化浪潮涌動的今日，基建投資似乎無可厚非。但即使公開支持政府投資的林毅夫，事實上，也一直強調在城市化進程這個未來經濟引擎發力中，人的城市化在其中是最為關鍵的要素，是將潛在增長力變為現實的根本，而絕不僅僅是基礎設施建設了多少。
張政軍表示，應該說，經過近30多年的建設，與很多西方國家（如歐洲某些地區、拉美某些地區）相比，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具有比較強的優勢了，但如果考慮到我國巨大的人口規模以及快速城市化帶來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水源緊張、垃圾處理等問題，基礎設施建設在總量上似乎仍嫌不夠，在某些領域仍然有很大的建設空間。
不過張政軍認為，雖然如此，但在推出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之前，需要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是下一步重點建設那些領域的基礎設施？這是一個戰略性的問題。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在哪些方面不足？城市交通擁堵，是不是我們需要建更多、更寬的道路？是不是我們完全限制私人轎車的數量？這些問題涉及到未來的中國社會模式?；谥袊丝诳偭浚谥袊纬啥鄠€超級大城市是完全可能的，但超級并非無限制地擴大，大必然帶來管理難題和效率難題。
他表示，目前比較合理的一個建議是控制大城市規模，推進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各個城市群內和城市群之間，建設安全、快捷、舒適的公共交通，特別是軌道交通。其次是建成的基礎設施的使用價值如何實現問題？很多基礎設施作為巨大投入的準公共產品，即使全部是財政投入、并且不完全考慮其經濟回報問題，但其使用價值、投入資金成本和后續維護成本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因為一些資源被配置到某項基礎設施，這些資源必然就配置不到別的基礎設施，社會整體財富就受到這些資源配置是否有效的影響。至少可以判斷，過去曾經被曝光的不少“橋脆脆”、“路補補”肯定是有損社會整體財富的。第三是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問題，上一輪4萬億的經濟刺激主要是通過債務擴張來實現的，未來如果要大規模地上基礎設施建設，再次通過債務擴張來解決資金來源問題似乎已經不可能，那么有沒有新的途徑來解決資金來源問題？比如公私合作（PPP）等方式，是必須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房市企穩藏隱憂
說到“保8”，“城市化”，不能避談的就是房地產市場。無須諱言，住房建設速度以及成交量放緩是今年中國經濟增速減緩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似乎是為了驗證林毅夫的增速理論，目前房地產市場正趨企穩。
12月初，中國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雙升”局面，十個主要城市的成交量和房價普遍上升。上周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將中國房地產行業的信用評級前景上調至穩定，自2011年以來，該評級一直為負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僅僅兩個月以前，世界銀行還發出警告稱“房地產市場回調”是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
業內專家普遍認為，該消息提振了房地產市場。 有專家就認為，黨的十八大上，將“城市化”定位為未來拉動經濟引擎的重中之重，勢必加快中國城市化進程，也將帶動新一輪房地產熱。
陽光100常務副總裁范小沖就對本刊記者表示：城市化將是房地產行業未來的希望?！澳敲炊嗟娜诵枰M城，該是多么龐大的住房剛需市場。”雖然目前陽光100正在向二三線城市的商業地產轉型，但范小沖顯然對未來的住宅產市場信心滿滿。
穆迪公開表示，在市場根本需求穩健、城鎮化進程進一步推進，對首次購房者的抵押貸款條件放寬，以及面向大眾市場的住宅項目增多等因素推動下，房地產開發商的房屋銷量以及成交金額有望增長。
但城市化究竟需要多少的房子，需要多少的商業項目，誰也無法給出具體答案。楊連慶對本刊表示，發達國家城市化經驗已經有很多專家做過介紹，如英美的“大都市區化”，日本的“都市圈”，北歐的“社區發展”，以及韓國的“新村建設”，這些國家的經驗如何借鑒是核心的問題。楊連慶認為應該首先根據我國的自然和土地資源稟賦、人口規模和結構等客觀條件，明確我國的城市和農村的社會發展目標，然后再有目的地借鑒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經驗。
但也有學者對城市化帶動的房地產市場高啟表示擔憂，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專家劉學良就表示，應謹慎看待未來城市化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拉動作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數量、對城鎮房地產的需求，遠不是現有51%的城市化率反映出來的那樣潛力巨大，而消費的升級則更依賴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社會保障的健全，而不是城市化本身。
事實上，目前來看，為了城市化而盲目造城弊端已經顯現，近日相關數據表明，部分三四線城市樓市庫存消化周期已經達到6年。
“在中國城市里約2.2億的新增城鎮常住人口中，普遍是購買力較弱的新移民，他們大多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即使放開戶籍政策，讓他們享有當地非農業戶口，他們也無法承擔城市高啟的房價。因此，如果考慮到這部分人口，則城市化進程對城鎮房地產的需求會大打折扣?！眲W良說。
楊連慶則認為，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將來比較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是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并重，在發展大都市圈的同時，也要使農村的道路、信息化、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具備城市的發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