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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不是萬能的，但對于生重病需治療的人來說，沒錢是萬萬不能的。無論是“張艷天亮前死去”，還是“陳立主動放棄”等，還不是因為缺乏救命錢。同理，這個家庭如果經濟條件寬裕一點，也不至于淪落到“當街活祭老父”的困局。其背后，一個不用回避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地方的大病救助機制到哪里去了？如此追問，不得不承認：時下，地方社會救助普遍缺乏，建立最基本的醫療救助機制，乃當務之急。

　　事實上，看病貴是弱勢群體生活中最大的難題。“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這種真實寫照不僅體現在看病貴上，關鍵是有些人根本沒錢看病。如果要醫院為貧困家庭的病人“埋單”，顯然不現實。畢竟，醫院不是福利機構和慈善機構，更不是救助站，它是獨立核算的經濟實體，不可能減免所有貧困患者的醫療費用，地方政府也沒有權力要求它這樣做。相反，救助貧困家庭是社會保障范疇的事宜，地方政府理應根據各地情況建立自己的醫療救助制度，設立醫療救助基金，實行專款專用，真正讓貧窮家庭不因病致貧、不因病自殺等。唯此，人的生命權才不會因貧困而喪失，生活才活得更有尊嚴。

　　“當街活祭老父”，乍一看，是個案，其實，類似這樣的事件很普遍。無論是患癌老人跳江輕生，還是農民工夫婦倆攜子裸體上街行走求救等等，都折射出社會救助缺失的悲哀，該反思的正是社會救助機制本身。從“當街活祭老父”現象可管窺全國，不難感受到建立健全社會救助機制的緊迫感。畢竟，制度不兜底，我們都是弱者，特別是對于弱勢群體而言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