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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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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只在北京的街頭，見過覺悟如此之高的老大娘。
那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自由空氣的濃度不亞于如今的PM2.5。我在京師求學(xué)，愛逃課騎車四處探訪古跡、或到外校去蹭講座，常要去問路。閑在街頭的，多是大爺大娘，他們都很熱心。相比大爺們來說，大娘們更為熱情，在指明道路的同時，多會請我在街頭的小馬扎上坐坐歇歇，然后就開始問寒問暖。
其中，常有一個問題令我很是感慨：“……啊，小伙子，你來自浙江呀？浙江人民這幾年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呀？……”這種似乎省部級以上特有的臺詞，被街頭老人們運用得十分嫻熟，卻毫不做作，十分親切。
天子腳下的百姓，盡管自己也是草根，卻依然心憂天下。這可能是由于見多識廣，他們即便沒吃過豬肉，也見過了無數(shù)的豬跑——豬來了、豬肥了、豬又被殺了、然后又是新豬來了。豬起豬落，豬生豬死，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和心胸，越過了腳下的茅草，看向更遠的地方。
離開京師，這種高覺悟的老大娘就似乎成了絕唱，各地更多的是為孫子孫女搶座加塞的“小腳行動隊”，以至于我在上海還聽到了當(dāng)?shù)厝说睦兹烁哒摚何拿魉刭|(zhì)和年齡基本成反比。
2
在美國周游時，我絕對沒想到，也會碰上高覺悟的美國老大娘。
那是在舊金山。當(dāng)我迷失街頭、查看地圖時，一位白人老大娘主動前來幫助。她身著素白色的衣服，白發(fā)梳理得一絲不茍。幫我在地圖上確定方位后，她邀我在邊上公共車站坐下，攀談幾句。
出乎我的意料，這位穿著整潔、談吐得體的老大娘，居然是一位無家可歸者。她身邊的一個小推車——我們上菜場用的那種——里，就是她的全部家當(dāng)了。
她說自己63歲，她先生69歲，去年他們剛剛因為“負資產(chǎn)”而被銀行強行收取和拍賣了唯一的房產(chǎn)，以至于無家可歸。除了有限的救濟金之外，先生還是出去打工，天暖的時候，兩人就在街頭住宿，或去好心的麥當(dāng)勞餐廳捱一晚，天涼的時候，則會去親戚家避避寒。
我沒有主動問她艱難生活的細節(jié)，只是傾聽而已。在我看來，她正在試圖展示生活的利刃拉出的一道傷疤，我的任何提問都無異于在傷口上撒鹽。
而更令我吃驚的是，她居然猛批起政府的救濟政策——不是責(zé)備政府救濟少了，而是認為正是政府對某些人群的“無節(jié)制的幫助”，拉垮了美國經(jīng)濟。她認為，政府根本就不應(yīng)該接收外來的政治難民，因為這些難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投機者；政府也根本就不應(yīng)該救濟所謂的失業(yè)者，因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shù)都是懶蟲和笨蛋。
她告訴我，美國的制度曾經(jīng)提供了均等的機會，只要勤奮、不傻，就不應(yīng)該失敗，但是如今越來越靠近“社會主義”的政策，正在毒害美國，導(dǎo)致經(jīng)濟和社會的大量問題。
當(dāng)我目瞪口呆、結(jié)結(jié)巴巴地問她，如何看待自己眼下的處境時，她很驕傲地回答說：這是美國，我們一定能重新獲得我們失去的。
我真是感慨萬千——自己都混成這個樣了，卻依然對美國的制度充滿了信心，依然批判本可讓她個人得益更多的福利體系。這樣的覺悟，完全脫離了本位主義，即便未必贊同她的觀點，卻不能不佩服她。
3
在美國周游時，我發(fā)現(xiàn)，與在澳洲和中國不同的是，我很少聽到對所謂弱勢群體的同情。相反，我所接觸的很多人，尤其是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chǎn)階級人群，大多并不贊同政府?dāng)U大福利的趨向。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在美國的體制下，給個人奮斗提供了很多機會，政府應(yīng)該盡量不干預(yù)、少干預(yù)；過度發(fā)達的社會福利和救濟體系，一方面會擴大政府的公權(quán)力，另一方面會增加吃大鍋飯的懶漢和鉆營的投機者——唐人街上一些邊拿救濟邊干“現(xiàn)金活”而不納稅的人常被他們提起。
對于澳洲的高福利體制，這些美國朋友基本都給予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這是造成澳洲國民不思進取的關(guān)鍵。這種成本高昂的體制，在“大國寡民”的澳洲還能推行，如果運用到人口近4億的美國，則必然是財政的破產(chǎn)和全社會的災(zāi)難。
一位在金融界工作了20多年、奮斗到了合伙人、執(zhí)掌數(shù)十億美元投資的華裔告訴我，在美國，除非受歧視、被壓制，否則，單純的所謂“生活艱難”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同情，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經(jīng)歷過這個階段，都是苦出來的。苦，并不值得同情；機會被剝奪，才值得同情。
翻檢著名的《獨立宣言》中，那膾炙人口的“天賦人權(quán)”表述中，包括了生命權(quán)（Life）、自由權(quán)（Liberty）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卻并沒有財產(chǎn)權(quán)（property）。
這樣的認識，與作為《自由宣言》思想源泉的洛克（John Locke）完全不同。洛克認為:“人們聯(lián)合成為國家和致力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chǎn)”，神圣的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財產(chǎn)權(quán)是政府作為的外部界限。然而，在美國立國先賢們看來，這種自由是“消極自由”，著眼在“免于強制”，而《獨立宣言》提出的“追求幸福權(quán)”，則是“積極自由”——個人是自己行動的主人，發(fā)展自己潛力、實現(xiàn)自己目標的過程是不受阻撓，免于強制的。
100多年前，曾有一位大法官說：“在那個偉大的文獻(《獨立宣言》)所宣布的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中，納入了‘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這意味著可以用任何與他人權(quán)利不矛盾的方式、謀求任何合法商業(yè)或職業(yè)的權(quán)利，以增進財富、激發(fā)潛能，獲得最大的快樂(Among these inalienable rights, as proclaimed in that great document, is the right of men to pursue their happiness, by which is meant the right to pursue any lawful business or vocation, in any manner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equal rights of others, which may increase their prosperity or develop their faculties, so as to give to them their highest enjoyment.)。”
美國人愛強調(diào)的是，美國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而非“幸福的權(quán)利”，它并不保證人人都有財產(chǎn)，但可以保障人人都有追求財產(chǎn)的自由。這或許就是那位美國老大娘的“覺悟”所在？
（作者系太平紳士、歷史研究者。本文系“《穿越美利堅》”之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