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牛鳳瑞
發展到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究竟該如何評價?快了還是慢了?日前,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員牛鳳瑞老師,試圖了解他如何看待中國城市化現狀和對未來的展望。
記者:您能否點評一下1978年前后的中國城市化的差異和現狀?
牛鳳瑞: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談。
第一,社會政策大大的落后于城市化進程。我們都知道,1978年之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從50年代到改革開放,我們國家城市實行的是統購統銷,對于農民進城設置了一個非常高的門檻。當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是生產力低下的客觀限制導致的。1978年以后我們實行了改革,這個改革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改革,使農產品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城市市民吃飯沒問題了,就為城市化的加速提供了物質前提。經過“包”字進城、國企改革以及一系列的改進,城市化的門檻在逐漸降低,戶籍的限制至少削弱了,因為吃飯不成問題了,戶籍制度有些已經名存實亡。但是農民進城還受到城鄉二元體制的約束。他們可以提供勞動力,獲得收入,但是本人不能實現完全的城市化,至少整個家庭不能。這是改革開放前后的根本差異。但是從總體上說,我們的政策還是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進程。
第二,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我們國家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現在的45%左右,年均提高0.9個百分點;現在每年有1000多萬人口進城。雖然這樣的城市化速度已經非常快,但還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具體表現就是,每年由于農民返鄉過年過節而帶來的大規模民工潮,說明他們在城市里沒有歸屬感和認同感,還不能安居樂業;問題當然同時還體現在留守兒童和空巢家庭等方面。這種落后的城市化導致的民工潮是弊大于利的。且不說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是造成城市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單是看中國現在大概有1億左右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每年回鄉一次,那么往返費用就有500億~1000億元之多,而這種消耗是只創造GDP而不創造財富的純消費。但是民工潮的確是符合現在的城市格局和利益結構的現象,是對城鄉二元體制的某種認同和妥協。這種現象減少了城市公共支出,但這種支出遠遠要小于上面談到的在城鄉之間流動的成本。
記者:城鄉壁壘的“二元社會”到現在是否已經緩解或解決了呢?就您了解,近幾年在這方面的成果和不足有哪些?
牛鳳瑞:只能說我們向著解決的方向前進,但是還未破題。我曾經在我的文章中提出過,要想破題我們要注重三個問題。
第一,給農民以進城的自主選擇權。這個問題其實現在已經基本解決了,清理城市“盲流”的情況在近幾年大大減少,但還不能說完全沒有。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有沒有我沒有調查,但至少前幾年還有,聽說過。
第二,給已經進城的農民以同等的市民待遇。雖然我們已經有要平等對待農民工的呼聲,但是現實的狀況并不樂觀。首先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民工子女,也就是非城市戶口的小孩上學難的問題。據我所知,在北京,沒有本市戶口的小孩上學仍要交1萬多塊錢的贊助費。而農民工本人也未享有和普通市民一樣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還有就業方面上的戶籍歧視。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上我們仍然任重道遠。分析一下原因,造成這種待遇不同的最直接原因當然是沒有強大的公共財力做后盾;思想上則主要受到了逆城市化思潮的影響,他們認為如果農村人口大規模進城會造成“貧民窟”,危害城市和諧與安全。但是我認為出現“貧民窟”的可能性小,即使出現,也是在未來進程上的重要階段,是可以在發展中解決的問題。
至于中國的城市會不會像拉美地區一樣出現人口爆炸?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不成立的。首先,我們國家進城的農民通常都在家鄉有一塊承包田,他們來城市的目的無非是獲得更高的收入,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環境,是一種選擇。這從根本上與拉美國家不同。其次,中國政府是強勢政府,有能力及時解決一些與發展要求不一致的現象。即使“貧民窟”出現,政府的強介入也很快就能解決問題,比如大規模建設廉租房的方案等。最后,即使出現了“貧民窟”也沒有什么可怕的,從北美以及拉美地區的情況來看,從“貧民窟”里走出了多少體育明星、電影明星和政壇名人。他們雖然生活在“貧民窟”,但接受到城市化的洗禮,這是農村不具備的。同時,由于問題集中,國家扶貧或者解決問題時,投資回報率會比分散在各個農村時高。
第三,如何看待農民進城后的公平問題?,F在有很多社會聲音在為農民工說話,但是他們通常都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以后,農民工仍然還要留在城市接受這種不公。原因有兩個,一是相對收益高;二是看重在城市的發展前景,包括他們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發展。這是一個非常理性的考量。
記者:像您剛剛說到的那樣,有人說現在中國有過度城市化的趨勢,對這個您是怎么看的?
牛鳳瑞: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知識結構、不同的信息把握程度、不同的價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對同一現象會有不同的判斷,這是正常的。對于中國的城市化形勢判斷無非有兩種:超前論和滯后論。用同樣的論據,不同的思考模式就可以駁倒對方。比如說,超前論的主要依據就是民工潮,那我可以說這民工潮正好證明是滯后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根據。正是因為我們的進城門檻還很高,農村人口進城市很難,融入城市更難,所以才有現在的上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的大規模遷移。城市擁擠則是城市必然伴生物,其收益大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