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圖為:樊綱,著名經濟學家,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等。
記者 梁曉瑩
中國下階段發展的動力在中部,中部崛起的關鍵在城市化。
中部的城市群能否崛起,關鍵看各省能否跨省域調配好產業資源、構建長江中游地區的“超級產業集群”。
在北京國宏大廈辦公室里,經濟學家樊綱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中部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是防止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一棋
目前,我國人均GDP約4500美元,成就舉世矚目。
同時也應看到,在我國工業化已完成70%的同時,城市化率剛剛過50%,城市化進程遠遠滯后于工業化,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結構性問題。
什么叫城市化?城市化意味著不僅農民能進城,而且能扎根。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農民工平均年齡僅27歲,絕大多數農民工早早離開了沿海地區,退出了勞動力供給。因為他們和家人無法享受城里的公共資源,無法“城市化”。
這才是近幾年民工荒的根本問題。正因為勞動力無法留存,企業不得不提高工資挽留他們。沿海地區的工資水漲船高,用人成本逐年上升。
從工資看,我們競爭不過越南、印尼;論高科技,我們又拼不過歐洲和美國,結果產業空心化,很可能會掉進發展中國家經常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產業不是離開沿海到越南、孟加拉、印尼去,而是退到中國內陸地區來呢?由內陸承接沿海產業,把新老農民工都利用起來,這樣才能完成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
這個重擔,最終需要由中部挑起。根本前提是,中部要通過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帶動工業化和各種產業包括服務業的發展,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以此激發大量產值。如果把有限的財力集中用于關鍵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具有人口聚集效應的大城市發展,從而吸引大量沿海地區產業到中部發展,并催生出高新科技、高端制造業等更多的高端產業,中部才能真正談崛起。
中部理當崛起,“另一個中國”期待發力;中三角人口過億,本身就是巨大潛在市場
帶動中國下一步經濟發展的關鍵,為什么落在中部?
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正進入城市化的完善發展階段。沿海地區的高成本劣勢逐漸顯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單靠這三大城市群遠遠不夠,迫切需要更多的增長極來支撐。
中部的優勢在于交通條件優越,基礎設施完善,經濟體系較為完整,科教資源豐富。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規律顯示,科技進步與城市化關聯密切。科技進步引發產業革命,推動新興城市發展,加速城市化進程。每當新技術革命推動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時期,必然會在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迅速形成一批極具規模和實力的新興城市。所以,國外常說的“另一個中國”(即內陸地區中國),現在應該開始發力了。
城市群發展了,自然會拉動消費。內需不足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贛湘鄂三省有1.67億人口,其中長江中游城市集群的人口就超過了1億多,這本身就是巨大潛在市場。2010年,長江中游城市集群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只有10881元,僅相當于長三角的不到四成,如果達到長三角的消費水平,中三角能為全國增加2萬億元的消費內需,市場巨大。
認真研究未來中國人口遷移的規律,集中發展武漢、長沙、南昌等幾個特大城市;跨省聯合,打造超級產業集群
三省聯手打造長江中游城市集群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新。三省甚至可以創造一個超級城市集聚效應,有望打造若干個跨省的超級產業集群。
為什么要強調集聚?我舉個例子:幾年前,因為勞動力成本上漲,一些國內企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但沒過多久,他們又紛紛回來。因為當地缺少熟練工,勞動生產率太低;最關鍵的原因是缺少產業集群的支撐。企業出去后,發現自己孤軍奮戰——要修改一個設計,還得輾轉跑回國內。如果上下游的產業能夠聚集,企業的物流成本、交易成本、運輸成本才會低,才能吸引企業持久扎根。
理想中,中三角的未來產業發展應是這樣的圖景:交通基礎設施通暢,各地資源自由調配,政府環節越來越少,各種產業在競爭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發揮創新優勢。
眼下,政府要做好幾件事:首先,遵循城市化規律,大力發展具有人口聚集能力的大城市。這不是撒胡椒面似的所有城市都發展,而是尊重歷史規律,認真研究未來中國人口遷移的規律,集中發展武漢、長沙、南昌等大城市。
第二,制度上的軟件改革。政府要考慮,如何提供更好的條件,創造更低的成本,讓更多人來;如何減少企業商務成本、物流成本,使城市間合作更加緊密,壁壘消除得更加徹底,吸引更多企業聚集。這如同當時歐洲推行歐元一樣,要打破壁壘,解決好一體化問題。
一體化不能忽視公共服務。要讓進城的年輕人不再退回去,就要讓他們的孩子能在城里上學、有住房、有社保等。如果地方財力不足,可以從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入手,先解決最迫切的就學問題,再逐步擴大公共服務范圍,逐步讓進城農民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