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飛 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法學博士
溫家寶在2012年第2期《求是》雜志上發表的《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道路》一文中說:“不能把城鎮建設的做法簡單地套用到農村建設中去,不能把城鎮的居民小區照搬到農村去,趕農民上樓。”這一意見對于制止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的“趕農民上樓”現象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農民上樓”指的是,最近一些年一些農村地方基層政府以“三個集中”(即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 中)、新農村建設、農村土地整治、農村舊房改造、村莊撤并、小城鎮建設等等名義,拆除散亂建設的農居,集體安置農民居住在小城鎮和新農村規劃區域內新建的 樓房,形成農村新社區。但由于一些地方僅僅以取得更多城市建設用地、加快工業化為目的,往往不惜采取強制措施,不僅常常損害農民利益,而且引發官民沖突, 導致了許多群體性事件。一個“趕”字形象揭示了此類事件中地方政府和農民之間的對立關系,“不能趕”則宣示了中央對這一問題的鮮明態度。
但是,如果農民上樓不是被“趕”,而是自愿上樓,可以不可以呢?當然可以。事實上,早有學者和官員也得出了肯定的結論。2011年1月7日《華夏時報》報 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對記者表示,對這件事情他也曾有擔憂,但通過一些實地調查,發現它利大于弊;如果有好的規范性政策,它的好 處還很多。天津市市長黃興國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中國農民對現代化作出了三次大的貢獻,一是貢獻農副產品,二是貢獻農民工,三是貢獻 農用地。沒有這三次大的貢獻,工業化“化”不了,城市化“成”不了。黃興國認為,不能簡單講“農民上樓”這么一句話,如果我們把農民要解決的問題都解決好 了,家家戶戶都實現安居樂業有保障,農民還有什么意見呢?只要我們的工作符合人民的愿望,就會得到群眾的擁護。
很明顯,之所以一些地方出現農民上樓的現象,是因為它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應有的階段性特征。首先,農民上樓是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延伸的表現,符合農民分享 現代化建設成果的新期待。在古代文學作品和歷史文獻中,中國人一向把住高樓看做是富裕生活方式的象征,現實中先富農村也是以農民住樓房為外在表現形式。尤 其是,據黨國英調查,在遷村并居中農民和政府負擔都不是很重,農民得到的政府補貼來自于土地增減掛鉤時的新增建設用地出讓款,最終出資者是市民和城市建設 的投資者。而且農民遷居新區以后,精神面貌和社區治理結構發生了變化,有利于推進基礎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其次,由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所決定,大多數地方采取人口集中居住是十分必要的。現階段出現“趕農民上樓”現象,正是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資源短缺所導致,恰恰 也說明讓農民上樓是必要的。上樓本身不應當否定,問題只在于應當制止一些地方“趕”農民上樓的方式。事實上,在農業專業化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的條件下,農民 集中居住并不影響農業生產,反而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還可以為中國建設和農業生產節約出上億畝的土地,新增建設用地則拉動了巨額投資。據黨國英估計,若 全國在10-15年內做完這項工作,拉動投資25萬億左右,意味著今后20年中國將繼續保持強大的經濟增長動力。可見,農民上樓對于中國工業化的最終完成 和城市化、農業現代化都是極為重要的條件。農民上樓作為農村居民生活方式現代化的過程,它對城市生活方式中必需的工業品的需求是極為巨大的,它對中國工業 化進程的影響也將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在全局上則應當肯定農民上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從現代化建設戰略的高度,對農民上樓的區域布局、具體內容、方式、節奏等等作出戰略規劃,從而引導和支持農民“正確地”上樓。
第一,一定要把農民集中居住新社區規劃與周邊城市的建設規劃有機銜接。無論是小城鎮還是新農村建設規劃,都應當充分考慮人口集中居住將帶來加快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效應的可能性,把農村人口集中居住的過程,規劃為主動承接城市輻射的過程。
第二,一定要把農民上樓的規劃與提升農村區域的公共服務水平的規劃緊密結合。農民集中居住新社區,政府為這些社區提供應該提供的相當于城市水平的公共服務創造了條件。應當盡可能高標準地建設農村新社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
第三,各級政府要為農村新社區建設提供多方面政策支持。政府除了必須履行為農村新社區提供城市水平的公共服務的責任外,還應當對農村新社區建設提供規劃設計、財政、金融、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幫助農村新社區與有關城市建立對口支援和合作關系。
第四,為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工作和生活留下空間。農村新社區的公共服務將需要數量龐大的高素質勞動力,同時,農村田園風光也會吸引城市居民移居農村,因此 農村新社區建設規劃應當為在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制度障礙之后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留下空間,尤其要積極創造條件,讓那些在城市缺乏就業機會而農村發展又迫切 需要的大學生到農村去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