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飛 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法學博士
1月8日,2012年春運正式啟動。據報道,春運中將有2.35億人乘火車回家過年,公路旅客發送量將達到28.45億人次,總共將運送31.58億人次。令人震撼的春運數字不能不再次提醒人們重新思考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問題。
眾所周知,每年春節期間往返于城鄉之間的龐大人群主要是農民工,他們在城市工作,但家在農村,按照中華民族的傳統習俗,春節的時候一定要和家人團聚,所以 就形成了古今中外所僅見的春運人潮。能夠完成春運是政府執政能力強的表現,但春運現象的存在則恐怕并不是執政能力強的表現。
事實上,之所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為中心的春運,是因為現代化(主要是工業化)的資源集中布局在這些城市,因此 城市必須也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但城市只吸納勞動力從事現代化建設,卻沒有打算把這些勞動力留在城市,而聽任幾億農民工往返于城鄉之間。
這種把現代化建設過度資源集中于一部分城市的不合理性還得到了其另一個后果的證明,那就是過高的房價。由于資源集中在這些城市,這些城市的房價就在強勁的 剛性需求推動下只升不降。有學者把房價過高解釋為金融問題、市場問題等等,其實這些問題都是次要的,而根本在于城市化乃至整個現代化的戰略問題。要想緩解 乃至消除春運現象以及房價過高現象,關鍵是要調整現階段的現代化戰略,尤其是城市化戰略。
第一,在宏觀上,規劃城市的布局和規模必須把城市化和工業化緊密結合起來。一些學者提出中國應當建設若干個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幾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的設想 是完全錯誤的。人口是跟著現代化建設的資源走的,哪里資源多,哪里對勞動力的需求就大、人口就多。北京市朝陽區的CBD、西城區的金融街(5.89,-0.11,-1.83%)、海淀區的中關村(4.95,-0.21,-4.07%)聚 集了人口,因為不僅工商企業本身吸納了大量勞動力,還聚集了大量為其服務的勞動力,所以通向這些區域的地鐵和公交車每天都在春運。有人形容說,在北京上班 高峰時要想乘地鐵出行,必須從家里帶一個人從后邊推才有可能進入地鐵車廂。因此,在今后的城市化進程中,像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要建設成為宜居城市,就應當 像把首鋼轉移到曹妃甸一樣把CBD、金融街、總部基地轉移到平谷、廊坊、涿州等地,讓它們帶走1000萬以上的人口,不僅北京從此有望成為宜居城市,而且 這些人口就可以在那些地方扎根,而不再成為春運的對象。
第二,把建設大城市和發展中小城市、城鎮化有機結合起來。城市主要是工業中心,作為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過渡地帶的城鎮,則可以主要是生活休閑和消費的中 心:把大城市一部分人口轉移到附近的城鎮居住,使城市大工業從業者在城市工作、在城鎮生活和消費,同時吸納更多服務業從業人口,這不僅僅可以使城市、城鎮 相得益彰,而且也將是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路徑。試想廊坊、涿州這樣的城市建設成為200萬左右人口的工業中心時,不僅這些城市本身可以留住大量人口, 周邊半小時車程內的城鎮也可以讓附近城市就業人口以很低的成本市民化。
第三,把城鎮化和建設新農村、推進農業現代化有機結合起來,并著力提高新城鎮居民的公共服務水平。相對于農村區域來說,如果城鎮地區的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 水平不低于城市,那么城鎮地區就不僅可以接納那些在大城市就業的新市民,還可以引進參與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農業的新農民。讓現有農村的留守農民成為發展 現代農業的主體是不可能的,必須從城市區域引進高素質勞動力進入農業。在較多農民工選擇進入城市、農村具備發展規模農業的條件下,小城鎮或者一部分可以保 留的自然村都可以迎來作為現代農業主體的新農民。最重要的是,只有在推進城市化、城鎮化的同時建設好新農村,才能為農民工在進入城市、城鎮還是留在農村之 間作出抉擇提供條件,從而最終解決農民工的春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