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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中心醫院在率先推出醫療公證制度。所謂的率先主要是指全面鋪開，早在2007年就出現了2例，隨后幾年逐步增加，據統計，2011年已有72例。概述一下，該制度的應用環境基本是這樣，如果有危重病人需要治療，但是治療時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風險，醫患雙方都難以保證萬全。于是，為了盡量避免事后出現糾紛，在確定下一步治療方案前，醫院方面提出請第三方對整個知情告知過程進行公證，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簽下聲明書之后，才能進行手術。

　　客觀而言，近幾年隱患糾紛出現的頻率日漸增多。特別是面對風險率極高的手術病例，一面是需要手術治療的危重病人，一面是讓醫護人員聞之心寒的手術失敗后的醫療糾紛。救或不救，責任如何厘清，可以說都存在問題。本著制定制度探索解決醫患矛盾出路的原則，任何擔憂都不無道理。

　　不過，我們也會發現，實際生活中，醫療糾紛未必是在危重病人與醫院之間出現。最典型的例子，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醫院就醫的書法家王寶洺，舉刀砍向該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斷裂，顱骨、尺骨、脛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經全力搶救才脫離生命危險。在全國都引起極大關注，事后經查，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長達三年的醫患糾紛，王寶洺認為同仁醫院的手術失敗導致其殘疾，之后試圖通過各種路徑討要說法，索賠1700多萬元。然而因為醫患雙方所提供病歷的真實性問題，三年從未開庭。最后，王寶洺選擇了最極端的方式。

　　所以，此制度看似為了規避風險，實則可能成為醫院的“免責金牌”。公證制度中的議程設置有明顯傾向性，對患者一方明顯不利。不妨先看一下公證書的具體內容，一位患者家屬在簽下聲明書中寫到：我們承諾，如術后有糾紛，采取合法途徑解決，絕對不采取任何非法或不正當手段，擾亂醫院正常秩序。這就對患者一方進行了有罪推定，把醫患矛盾產生的主要責任推給了患者，這明顯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回到問題本身，醫患之間存在矛盾，主要源于缺乏信任，當問題發生之后，容易導致關系破裂甚至走向暴力。公證制度雖然在形式上在兩者之間加了一層防護板，實際上仍沒有從本質上驅除暴力的心魔，久而久之，防護板便可能再次失效，悲劇也會再次上演。

　　雖然問題頗多，但是這項制度已經在該省“衛生廳相關負責人的高度肯定”中落地執行。在此不妨試問院方，如果家長不簽公證書，可以為患者治療嗎？如果中間出現互相扯皮的現象，耽誤患者治療是誰的責任？如果院方在醫術方面的原因導致病人身亡，誰又來保證患者家屬的權力不被黑紙白字化于無形？柳暗花明，這才是矛盾的“七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