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后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城市化戰略,能否完成,完成的質量高低,能否讓更多的老百姓分享到這個好處,主要取決于三件事:
第一是農民工進城問題。目前我國有6.66億農民,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計算,現有的常住人口中有超過1/4人群屬于偽城市人口,他們的學名叫“農民工”,大量農民工早已開始涌進城市,要加快城市化就要把這部分人變成真正的城市人。
第二是能否克服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種種難題。這個不平衡包括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的不平衡,城和鄉的不平衡,東西部的不平衡,以及經濟發展與資源之間的嚴重矛盾,這是城市化發展需要面對的第一大考驗。
第三是城市群戰略是否能夠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和更大的突破。這個和武漢的關系更為密切,今天我們能夠擁有在世界上和以前大不一樣的話語權,跟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在珠三角,浦東開發區等城市群的帶動下,更多城市群建設正異軍突起。
然而,伴隨著城市化戰略的發展,其本身存在的缺陷也逐漸明顯。
中國是一個對城市缺乏了解的民族,在很長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缺乏對近現代城市的經驗和認識視角。中國“城市”兩個字,一個是“城”,一個是“市”,城和 市之間存在嚴重互相排斥,貴族排斥平民,“城”處于絕對排“市”地位。因此,我們并沒有完全扭轉對城市的農民眼光,以及用封建遺留的眼光來看待城市。
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工業學大慶,要先生產、后生活,要先治坡,后治窩。改革開放以后,農民興起辦鄉鎮企業的高潮,GDP總量一度超過了1/3, 人稱三分天下有其一,武漢的漢正街也是在那個時候蓬勃發展起來的,但是我們出了一個離土不離鄉的政策,痛失了中小城鎮發展的歷史契機,痛失了農村人口向城 市集中的契機。
總結20世紀最后十年和21世紀之后這幾年的經驗,我們又進一步提出了區域政策要收緊拳頭,向城市群發展這樣一個新的區 域發展戰略。目前除了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有明確的城市群戰略發展外,一線城市群戰略還包括京津冀,成渝配套改革實驗區等。近期,中部六省也提出了一大批城 市群戰略,比如鄱陽湖,安徽的皖江城市帶,湖南的長株潭,以及河南的中原城市群,當然也包括以武漢為核心的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
而在諸多的城市群戰略中,武漢的城市群戰略至關重要,因為它貫穿中國城和鄉之間的歷史關系,決定著中部、西部和東部協調發展,面臨著大中小城鎮結構調整等諸多難題。
但是武漢最大的問題就是舊體制和舊格局留下的包袱非常沉重,包括國有經濟、原有的城市留下的老居民和道路基礎設施改造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城市經濟總量和規模的擴張,必須要注意兩條:
第一,任何新區的開辟至少需要20年的養成期,無論是多么光輝的前景,絕對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二,一開始要有足夠的預見性,不能邊建邊拆。現在在上海東方明珠下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的樓根本就拆不了,因為當時沒有很好的規劃,現在的拆遷成本 已經太高,這樣的教訓可以舉出很多,因此在預見性上一定要有20~30年以上的規劃空間,要給后人足夠的發展余地,千萬不要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