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北京、成都等國內大城市相繼因暴雨發生嚴重內澇,造成交通中斷、財產損失。大城市的內澇暴露出了城市排水系統在規劃設計、建設管理等方面的滯后。城市內澇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后,很多人把這歸咎于城市規劃滯后、工程缺陷和城市化進程太快。
其實,原因并非如此簡單。
首先,城市內澇并不是規劃問題,也不是工程技術問題。城市需要配套何種程度的隱形基礎設施,對于擁有專業人士的決策部門來說,是顯而易見的。每平方公里應該配備何種程度的排水設施,配備多少雨水口,埋多粗的排水管,不管是在規劃上還是在建設上絕非技術難題,早在100年前就已經能夠很好地解決。比如說, 一百多年前德國人為青島市規劃、建設的地下排水系統,今天依然在發揮作用。
其次,城市內澇也不是城市化進程太快造成。人們愛用雨后春筍來形容城市化進程中拔地而起的高樓,但這只是一個夸張的形容詞,一個新城的興起,從規劃到建設,需要數年時間,既有足夠時間規劃排水設施,也有足夠時間建設。對于今日的政府收入而言,亦有足夠資金。所以,說城市內澇是因為城市化太快,就如同說富裕的父母讓小孩衣不遮體是因為孩子的生長發育太快一樣荒謬。
所以,城市隱形基礎設施嚴重落后所造成的城市內澇,并不是一個因城市化太快而帶來的規劃和工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管理問題。它反映了決策體系如何權衡“表面的和隱形的”、“現在的和將來的”、“當代的和子孫的”、“GDP和民生的”、“政績的和百姓的”等一些問題。當這個衡量機制一方的砝碼偏輕時,很多事情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然后,在某一個時刻,以必然中的偶然形式出現在眾人面前,讓人措手不及。
有人說這種決策失靈是全世界的決策體系都很難避免的問題,即使是西方選舉制度也很難權衡長達幾十年的利益分配,當政者往往重視任期內短期利益而忽視任期外的事情。的確如此,財政赤字、外債都可以看作短期事項,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個國家。但是,我國近期城市內澇所反映出的“任期內短視行為”就極具中國特色了。在市場中,成本或價格的傳達不真實,就會進而影響個體經濟市場決策機制,最終造成市場失靈;同樣的,不合適的社會管理體制也會扭曲利益和代價的傳達,最終造成決策的短視和失靈。
當城市內澇這種任期內短視不斷發生時,面對橫跨幾個甚至幾十個任期的教育、地方債、水電工程等時,決策的質量又怎么會不令人擔憂呢?城市內澇只是眾多決策失靈事項的冰山一角。在如今的中國大城市,能看到很多連西方都望塵莫及的發達的基礎設施。但當圖騰似的高鐵以每小時300多公里的速度飛奔,宣告中國無與倫比的基礎設施優勢時,另一類隱形的基礎設施卻要依靠慈善來建設,比方說,希望工程正在推動義務教育方面的努力,但是,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而言,有基本勞動技能的人才是比高鐵和機場更重要的基礎設施。
正如城市隱形設施和外露設施相協調才不會內澇成患,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必須協調好“表面的和隱形的”、“現在的和將來的”、“GDP和民生的”等問題。決策失靈和短視是當今社會管理創新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