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城市化委員會戰略機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官網發布了該院院長、城市化委員會榮譽顧問樊綱在
第380期長安講壇的演講，樊綱稱：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歷史責任， 應率先減排，發展中國家是受害者。以下為長安講壇的詳細報道。
編者按：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他于1996年起創辦國民經濟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2005年和2008年，樊綱還連續兩次被英國《外交政策研究》與《觀點》雜志評選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幾十余年來，他既活躍在政策建議的最前沿，也對更為年輕人所關注的民生問題提出過“六個錢包買房論”等流傳深遠的觀點。
樊綱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連續幾屆成員中的學術委員會成員。50人論壇聚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并致力于中國經濟研究的50位著名經濟學家，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最高層經濟決策的“智庫”。
樊綱也是長安講壇第一期的開講專家，并在此后多次參加長安講壇演講。9月23日這次的第380期長安講壇，他演講的主題是“碳達峰、碳中和與中國的經濟應對之策”。在演講中，樊綱從氣候變化的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可供選擇的政策與機制，中國的問題、成就與建議等多個方面發表了他針對于世界氣候變化現象的研究與觀點。
樊綱的精彩觀點包括：
1、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落后國家不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者，而是氣候變暖的受害者。從工業革命以來積累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主要來自于現在說的工業化國家和富裕國家。現在不讓發展中國家排放，等于停止發展。
2、關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與“發展的權利”的差別因素有三：第一，歷史碳排放的差別；第二，當前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經濟結構的差別；第三，各國財務、技術能力的差別。
3、根據2018年統計數據，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中國占了幾乎30%，是歐洲27國加上美國、日本的總和還多，這是新情況，且還有增長趨勢，因此中國必須要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
4、建議中國搶先征碳稅，利用稅收給產業轉型補貼，把錢用在自己人的身上。建議全部的碳排放都應該征稅，由政府定一個比較合理的起步價格。
5、中國最大的難題是煤炭，中國80%的碳排放是能源消耗產生的，而80%的能源消耗是煤炭產生的。建議停止新批煤電項目，把這些閑置的能力用起來同時發展新能源，完全可以滿足能源需求，這是政策上的當務之急。
更多精彩內容，請閱讀樊綱演講實錄：
非常高興再次到長安講壇和大家討論一些問題。50人論壇通常著重討論的都是一些宏觀理論、大趨勢問題，我問了問論壇秘書處，關于減碳這個題目，目前還沒有50人論壇的專家在這里討論過。因此今天我選了這么一個題目。
早在2008年，50人論壇就在斯德哥爾摩開了一次會議，組織了關于這個題目的討論。
2008年有一份關于世界氣候變暖的報告叫《斯特恩報告》，是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與課題組寫的，這個報告的影響很大。斯特恩的報告出來不久，我們就開始研究了。那次在瑞典召開的會議斯特恩也參加了，后來我們還一起編了一本英文的書，被稱作“中國的氣候變化經濟學”，后來被評為當年40部世界最佳有關環境的論述之一。我們還發表了中文著作。我還跟曹靜老師一起合作發表了論文，當時的側重點和現在已經不太一樣了。
一、氣候變化的經濟學
氣候變化本身是一個科學事件，是需要科學研究的事件，但是它也是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問題。為什么呢？因為它是全球公共品。學經濟學的人應該知道，我們所有的消費物品分成兩大類，一類叫私人物品，一類叫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比如說這杯水，我喝了你就不能喝了，擺在這兒的電腦是我的就不是你的，這叫私人物品。消費具有排他性，具有排他性的物品可以說是私人物品。
而公共物品的第一個屬性就是消費不排他。比如路燈照明是公共物品，你能消費我也能消費，你消費不影響我消費，我消費不否定你去消費。公共物品最重要的在于它有外部性。好的公共品叫public goods，不好的公共品叫做public bads。環境污染就是public bads，環境不好了，你呼吸PM2.5，我也呼吸PM2.5，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影響。因此公共物品就出現一個問題，誰來清理這些bads？誰來為買一個好的路燈付費？私人物品是根據各自的需求供給，來評價這個杯子值多少錢，我能出多少錢，愿意出就出，不愿意出就不出，沒有計算成本問題。而公共物品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計算攤到每個人頭上的成本。我非常享受這個路燈的照明，但是你要問我收錢我就說我不要這個路燈，誰愛要誰要。明明我享受這個公共品、享受它的外部性，但是我不愿意為它付費，而且不講道理，不講實話，這就是公共物品的敗德問題。
環境污染就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問題。我們要修補它、修復它、清理它，要有一個好的空氣、有一個好的環境，就需要付費，要計算支出成本。包括我要付的成本有多大、得到的好處有多大，其中具有一系列的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也會引起各方面爭議，包括學者之間會爭論，當開展政策討論的時候，在公共領域和公眾當中也會引起討論。
氣候變暖是全球性公共物品，它也是一種空氣污染。局部地區性的空氣污染跟這個不一樣，它是全球性的大氣污染。我們常說的PM2.5，排放的硫化物，排放的其他有害物質，對土地、土壤、水等等可以說是局部性的，當然日本排的核廢料是全球性的，它可以順著洋流污染到全球。日本人、韓國人說我們的沙塵暴吹到了他們那里，這個有點波及性。但是二氧化碳污染是全球性的，它排放到大氣當中，不管你在地球哪個角落，都能遇上它，它的積累對全球氣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為它是全球性公共品，涉及到更多的利益群體。不同國家可能有不同訴求，這是它的復雜性之一。
因為全球變暖，有的地方小島可能會被淹，有的地方凍土開始融化，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位置全球變暖的影響不一樣。大概會有不同的訴求。不同產業的利益沖突更大，比如說傳統的化石能源產業，原來的生產技術需要轉型，會發生大量的成本，他們就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
有人說全球變暖是一個陰謀，持這種觀點的人叫Denial。除了意識形態問題之外，主要由那些傳統石油工業集團等等在背后支撐資助的，這顯然是各種利益的沖突。從全世界的角度來講，這個公共物品背后有更大的利益沖突。
第二，我們現在談氣候變暖問題，都是在談100年、200年、300年以后這樣長期的事情，想讓全球變暖的溫度減少1.5度或者2度也是到2050年的事情，所以我們現在是在討論如何防止對未來造成更大傷害。而未來的利益集團現在還沒有出生，他們是下一代、下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下一代，我們是為他們而在今天的公共政策辯論當中去發聲，去爭取他們的利益。今天的人們想要爭取自己的利益都不那么容易，我們要為將來的人去爭取利益，再加上各種不確定性，這件事情就比較難。它是公共政策問題，要使市場發揮作用，需要政府帶頭采取行動，需要企業和個人都行動起來。沒有政府起到好作用，這件事情就辦不成。
這是一個大背景，所以氣候變化是全球性公共品。
為什么說全球變暖有經濟學？經濟學對于這件事情相關政策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并不認為這件事情的確定性。加上有很多否定的懷疑論者、陰謀論者，各國政府和公眾對這件事情的理解和感覺不多。他們覺得既然科學家還沒有給出定論，我們著什么急呢？科學家在最初也有爭議，有的說全球變暖不是人類的碳排放行為造成的，是太陽黑子等等造成的，太陽系太偉大，人類太渺小了，我們改變不了它。還有人說全球碳的影響有一個穩定值，人類在多大程度上干擾了這個穩定值也是不確定的。所以人們遲遲不采取行動。
斯特恩是英國經濟學家，他曾經當過歐洲開發銀行的副行長和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對公共政策有很深的研究。他帶了一個團隊寫出了《斯特恩報告》，這個報告首先解決了人們疑惑的不確定性問題。把不確定性通過概率統計的方法變成風險，這是經濟學的常用方法。我們在生活當中很多事情都是不確定的，但是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概率，根據統計找出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在一定概率意義上有相關性。用這種方法使人們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開始覺得這兩件事情相關，開始覺得要采取行動。它給出的結論也是政策建議，每條線都對應了一個概率。
全球實現氣溫提高小于2 ℃ 的概率與行動要求
最上面的黃線叫做Business as usual，你什么都不做。按照現在的方法，我們該燒煤就燒煤，該燒炭就燒炭，不去采取措施減排，不去采取措施防范大氣氣候變化，那么到2050年的時候，全球氣候溫度就有50%的可能性上升大于2度。如果采取行動，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可能只有14%到30%的概率大于2度。我們做事不可能完全改變這個事實，我們不可能去消除這個氣候變暖，但是我們能大大降低它變暖的概率。雖然以前已經有了公共政策的《京都議定書》，但是在2007年之前至少經濟學者沒有太注意這個問題，還想等一等科學家們的結論。斯特恩講的話使公眾聽懂了，使世界上的公共政策決定者們也聽懂了。這是一件或然性事件，但是它的風險是可計算的。就像我們做投資，你的風險是多少、收益預期有多大、成本預期有多少都是可以計算的。雖然風險是或然性事件、不確定，但是可以通過計算來指導你的行動，而且提示你行動比不行動好。這個方法提出來后經濟學家們也有爭議，后面對應的就是成本效益。
對于成本效益分析，斯特恩提出的方案是，如果我們現在每年用1%的GDP拿出來去做節能減排、發展新能源等等事情，我們就有可能在未來很多年中減少5%的損失。這個方案經過了很多爭論，有人問他當時提出這個方案現在有什么感覺，他說后悔只是提出1%而沒說3%。人們現在拿出來的太少了，遠遠不到1%。各種爭論使我認識到現在我們需要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這個方案提出來以后自然引起了很多爭論，有社會爭論、學者爭論、經濟學家的爭論等等很多，你究竟如何判斷未來的損失。這里有一個對未來怎么discount問題。現在花了1%的成本，到未來可能就不是1%了，因為我現在是discount未來。從這個角度來講，還是有很多不確定需要爭議的事情。諾貝爾獎經濟學家Kenneth J．Arrow是老一輩的經濟學家，他看到斯特恩的報告評論了一句話：大家可能對他的數據分析等等有很多爭論，但是無論如何他用這種方式使大家認識到了現在行動比不行動要好，這就是他的貢獻。所以從2007年以后大家對這個問題更加重視，世界上的討論也更加多，問題也分析得更深入了。
現在科學界對這個問題已經有共識了。這是在氣象學家當中做的民意調查，到2019年，氣象學家已經一致承認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確實是人的行為結果，至少和人的行為特別是跟人排放二氧化碳的行為具有密切關系。2019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議》，他是徹底的反科學，背后就是懷疑論者、否定論者、陰謀論者在鼓動。中國也應該減排，但是最初我們是不承擔責任的。當發達國家開始進行減排的時候我們也參與討論，本來跟我們沒什么關系。但是特朗普說是中國搞的陰謀使全球變暖，目的是為了打擊美國產業。總之，現在科學界的一致共識是碳的問題，但是仍然需要對概率進行分析，因為有大量的不確定性。排放多少碳了，氣溫能夠漲多少度；現在減少排放，未來能減多少度、效果如何，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如何等等都還有不確定性，所以概率的方法要繼續適用。在這個方法基礎上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這是經濟學的分析。我們需要花多少錢、投多少資等等都有爭議，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大趨勢是非常明確的。
在過去懷疑論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有一個概念我一直非常喜歡，叫做“無悔減排”。說的有一些減排行動，即使最后被人證明和碳排放無關，你仍然不后悔花了成本力量去做的這件事情。因為你同時獲得了別的好處。比如現在北京減少煤炭的使用消費，我們永遠不會后悔，因為我們的PM2.5太高了。煤炭在排二氧化碳的同時還排放了大量粉塵和其他有害物質，造成了嚴重的霧霾。為了減少霧霾我們也需要減排，減少使用煤炭，所以這個行動是無悔減排。再比如說企業的節能，我們先不考慮排碳，只要節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潤，我就可以獲得超額利潤，以后企業也不后悔，它是與減排共同產生的效益。這個概念好在哪里呢？當大家還不太想著為全球做貢獻的時候，從政策推行角度，我們先去找那些具有無悔減排的措施，先去推動，不要等大家都有社會共識、都承認這件事情的時候才去做那就太晚了。作為政策選擇，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你要推銷全球的治理政策很難，但是你要推銷跟大家的既得利益、現實利益相關的事情大家都會很容易接受。比如前面講的減少PM2.5，大家都會接受。
無悔減排（ McKenney model）
這是有人做的一個模型，綠色的地方要花費投入。這邊是無悔減排，負投入，收益可以覆蓋成本，那邊投入比較少，這樣也可以達到目的。這個也值得研究，特別是有些減排行動一開始沒有利潤，怎么樣讓它有收益，使他相近于無悔減排這件事情。
二、氣候變化的發展經濟學
除了發展經濟學之外，經濟學里面還有一套增長理論，為什么有發展經濟學還有增長理論，是不是重復了？增長理論是一般理論，什么是一般理論呢？它的基本原理可以用在各種案件上，它可以用在發達國家的增長，也可以用在落后國家的增長。凡是你要增長，你必須要有那些增長要素，要有勞動、要有資本、要有制度、要有技術，這些要素都是一樣的。發達國家有技術、有資本等等，發展中國家的這些要素構成低一些，沒有教育、缺少制度，技術能力不強等等。因此這些屬于一般性理論，你要想增長必須得有這些要素。
發展經濟學的特殊點在于，它是專門落后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一個落后國家要想增長起來多么難，要采取哪些措施，要利用哪些發展要素，我沒有時間細講了。而且發展這個詞的特點是，落后國家不僅要增長，而且還得比發達國家增長的更快才能縮小差距。你增長5%，發達國家也增長5%，你永遠縮小不了差距，永遠實現不了發展。你會只有增長，沒有發展。所以發展經濟學的特殊就在它不是增長一般理論，而是研究落后國家增長的一套理論。我希望大家能夠關注這套理論，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學習。中國這么多年走過來，我們怎么用自己的實踐、用自己的例子、用自己的理論來研究分析，對這些理論發展做出了哪些貢獻，這也是我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有意思的是，研究發展經濟學，我們開始都在討論落后國家怎么落后，落后怎么不容易增長，要好東西沒好東西，要錢沒錢，要制度沒有制度，這叫“貧困的陷阱”。開始發展、發展之后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又有人提出你可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得來研究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到了我真正發展起來了，雖然還很落后，但是在某些領域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某些大國又來打壓你的企業，遏制你的發展，所以我們又得研究“修昔底德陷阱”。崛起的大國一定會受到守成大國的打壓遏制，這就是發展經濟學。有兩種不同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就有了這套理論，有發達的比著你，你就是落后的，你的落后產生了特殊問題。
發展這個詞英文里面叫做developing。當你一看到developing的時候一定要想著這是指的落后國家的事情，不是他們國家的事情。如果你在歐洲國家看到一個研究中心叫research center of development，這肯定不是研究他們自己國家的，而是研究非洲、研究中國的。那個發展署是搞援助的，都是研究落后國家的機構。前提是有先進國家在那里比著你，有先進國家存在才比著你落后。
英國200年前開始工業革命，他開始排碳的時候，他不是發展中國家。他當時的人均收入可能還沒有我們高，但是那時候他不是發展中國家，因為沒有人比他更先進，他就是最先進的。盡管英國當時只有人均5000美元的GDP，但他不是發展中國家。他那時候排放沒人管理，沒人用發達國家的高標準去衡量一個落后國家的排放問題，這就是我們早期研究的重點。2008年我個人的關注點著重就放在這里，曹靜老師的關注點是碳稅，我們更關注落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怎么辦，就是要爭取一個發展的權力。
有一個詞叫做溫室氣體發展權力。講的是落后國家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不是主要排放者，而是氣候變暖的受害者。到今天為止，大氣當中積累起來的碳可以說是過去二、三百年以來，從1763年瓦特的蒸汽機開始排放一直到現在。排放積累在大氣層里面的二氧化碳主要來自于現在說的工業化國家和富裕國家，是他們排放的。現在大家都認識到這樣的排放會導致全球氣候變暖，于是提出來要減少使用煤炭、減少使用石油、減少使用化石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工業排放、交通排放等等，提出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新高度和新標準。這時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就突出出來了，我們怎么辦？你們排了二、三百年，現在不讓我們排放了，告訴我們說碳預算沒有了，我們如何實現發展呢？
當時我們的研究也著重在人均排放，研究人均對于消費的排放，關鍵是研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應該說，世界上的有識之士也都是承認的，承認發達國家應該率先減排。因此，1997年有了《京都議定書》，里面區分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它有兩個附表，一個附表是發達國家，一個附表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承擔有約束力的減排責任，比如到2012年，這些發達國家基本實現了各自的目標，在那個階段他們就實現了碳達峰，現在他們提出的目標就是碳中和問題了。中國、印度等等都屬于發展中國家，希望大家努力減排，但是不設定有約束力的目標，自愿減排。同時也制訂了方法要求，發達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后來在一次國際大會上，甚至提出來每年發達國家要拿出100億美元來援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減排。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些年發達國家只拿出來2、30億美元在聯合國發展基金。還說要提供技術援助，這些技術援助也沒有實現。
關于發展權力或者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有三個特別重要的因素來界定、來決定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
第一個因素，是歷史因素。
歷史上發達國家是主要排放者，落后國家是排放相對較少的。
Different accumulation in different time-span
這是2005年的計算。歐洲美國加起來基本上占到了一半多的排放。藍的是從1850年到現在的排放，黃的是1990年到現在的排放。中國的藍得很少，黃的剛剛上來。1990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發展，然后開始上升了，但仍然很少。如果按照人均算我們就更少了，按照人均消費，把碳排放歸結為消費排放就更少了。因此這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界定了歷史責任。
第二個因素，是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經濟結構的差異。
早年工業主要在發達國家，落后國家排放很少，這時候生產性排放和消費排放原則上統一，因為發達國家同時也是消費主體。后來隨著全球化發展出現了變化，發達國家不再做臟的、臭的、排放性產業，他們要有碧藍的天空、干凈的湖水，于是把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成了主要生產者，因此也成了主要的排放者。這時候發達國家本地的排放，特別是生產性排放開始減少了，但是消費沒有少。因此，他們開始注意到進口商品的生產有碳排放，于是他們提出要實行邊境調節稅，對排放產品征稅。這件事情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美國人先提出的，這是10年前的事情。
我個人對此有所卷入。當時美國人提出要實行邊境稅，這引起了貿易爭端，對我們的出口產業造成了很大壓力。如果征碳稅，這個碳稅可以用來進行國內的技術改造，對新能源進行補貼，而我們又拿不到這個錢。所以當時我提出如果美國要征的話，我們要搶先征稅，不能一次排放兩次征稅，我征了你就不能再征，然后我用征的錢去補貼國內的減排。據說美國人知道中國人有這種傾向的時候，就不再提這件事情了。但是國內有人把我們罵得夠嗆，說我們是賣國賊，征自己的稅是要自毀長城，想把我們的產業搞死。其實這個事情大家可以討論，如果美國人真要征你的稅怎么辦？他征的稅又不會給你。
現在歐盟又提出了這件事情。在2055年減排計劃中有一個的重要內容，就是實行邊境調節稅。說起來是對本國人征稅，對本國人的消費增加消費成本，但是他的標準是說我們排放的多，比他們在國內生產的排放多，要對這個差額征稅。如果按這個差額征稅，他們自己的企業就會恢復生產，而我們的企業就會死掉，我們也拿不到稅款來補貼國內企業減排，這就成了問題。總之，在結構差異問題上會產生很多爭議，而結構差異是客觀事實。我們作為主要生產者一定會比他們排的多，我們要實現發展，我們要減排，今后實現碳中和就會更難。
第三個因素，財務能力。
財務能力是一般性問題，什么問題呢？在公共物品問題上一定是富人要拿出更多資源來提供給公共物品，大家共同享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發達國家應該拿出更多資金和技術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自己也應該在資金和技術上做更多的努力做更多的減排。發達國家多年來說應該拿出多少錢來他們也沒拿；他們總說要實行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但是他們們該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到，這是有爭議的，也是發展經濟學要考慮的問題。
各國經濟結構差異導致進出口排放的差異
這就是我們的結構，出口大于進口，生產大于消費。紅色的部分是生產供給側，藍色部分是消費側，我們是消費側少，供給側多。我們是出口為主的，出口產品是我們生產人家消費，而發達國家的生產少消費多。我們是出口順差，但是排放逆差。這就是發展經濟學的基礎性問題。
下面幾張圖是為了形象說明一下排放在不同國家按照理論做應該是什么樣的情況，大家可以看到差別所在。
The Global Mitigation Requirement
這張圖是全球的碳減排要求。在2030年我們減排要減那么多，灰色部分是現實已經排放的。綠的是無悔減排，我們把無悔減排放在那里，不需要成本就可以減排。紅色部分是全世界要實現的減排。根據剛才我們說的方法來分解，紅的是美國，粉的是歐洲，中國和俄羅斯擠在中間的縫上，其他淺藍的是世界各國，我們占得很少。
The burden share amo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RCI of M-GDR
這張圖是發達國家要做的事情。發達國家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他得做到負排放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完成共同但有區分責任的排放，發達國家得不吃不喝，不但不排碳，還得中和。
The mitigation pathway of United States
按照邏輯來說，淺藍色部分是他們國內的排放，要減少那么多。深藍部分是需要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的減排，這是說你有能力，但是在國內不可能實現減排，你要通過資金和技術援助幫助其他國家實現減排，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結構和能力的責任，這顯然對發達國家的要求非常高。
The mitigation pathway of China
這張圖是中國。第一是無悔減排。第二個淺藍是在國內要做的努力，要實現的減排部分，這都是2030年要實現的減排部分，這些不多。剩下的深藍是發達國家幫助我們做的減排。這都是我們理論家做的理論假設，我們做的模型推斷出來的東西。理論的理想狀態顯然是達不到的，我們作為一個參照系來對照，你說你做了多少。按照這個我們做的已經不少了，但是你需要做這么多東西。
三、中國的發展與巴黎協議
10多年前我們做研究時最感興趣的就是這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我們要維護我們的權力，我們要推動世界更加公平的實現減排責任，推動發達國家做更多的事情，這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學者的責任。我們寫的東西之所以得到認可，有人請我們做這方面討論，也是因為大家重視這方面的問題。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發展經濟學的問題，講到現在是中國發展的新問題。
中國的排放所占比重迅速提高
中國這40年來確實增長、確實發展了，發展到今天就有了這張圖，這是最新的2018年數據。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中國占了幾乎30%，是歐洲27國加上美國、加上日本的總和還多，這是新情況。從歷史看我們的排放仍然不多，從人均看也不多，但是你已經成為現實中30%的排放者，而且還有增長趨勢，你必須要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特別是從趨勢看，如果不減排將來就會排放更多。因此，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系，已經到了50%對50%了。不說人口，按人口算中國加印度人均很少。以前發達國家是65%，但是從國家角度來看已經到了50對50%的程度。因此，面對新形勢就不能說過去的話了。
現在一說減排，網上的怨氣很大。我們怎么發展？這不就是打壓我們嗎？我們認為這是別人的陰謀論，別人認為這是我們的陰謀論，我們怎么發展？現在必須在新的條件下發展，必須正視現在已經發生的現實問題，而不能躺在歷史上不去正視現在的問題。
為什么發展經濟學講，不是不知道有發展權力的問題，不是不知道我們的難處，發展中國家就是難，落后國家就是難，人家排放了那么多，到我們這里沒有排放余地，這當然是問題。但是我們發展之后我們也成了排放大國，而且把發達國家幾十個國家放在一塊都沒有我們多，這時候不承擔責任就說不過去了。然后就有了《巴黎協議》，中國人的談判重點和談判策略發生了變化。
《京都議定書》把國家分類兩類：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承擔有約束力的責任，發展中國家自愿減排。到了《巴黎協議》改了方式，不給你分類，也不給哪個國家設定什么指標，讓各國自主提出自己的減排指標。這個英文詞看上去挺怪的，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由國家自主決定對減排做出貢獻的指標。各國自己定，自己議會批準、自己去落實。國際上設個時間表，說我們希望在2050年的時候全球氣溫爭取增長不到1.5度，至少不超過2度，最好不超過1.5度；2030年世界碳達峰，2050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近零排放。中國選擇了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美國的特朗普退出《巴黎協議》，拜登上臺以后又加入《巴黎協議》，高調地請了40多個國家元首召開視頻會，見證他宣布美國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也宣布了自己的減碳目標。到現在《巴黎協議》的特點已經顯示出來了，它把國際政治轉化成國內政治，對我們來講雙碳是政治指標。最近環保部在抓節能指標，不光說PM2.5，現在是碳在說話了。這就是新形勢，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在去年年底突然宣布了國家的自主減排決定。
現在我們研究重點，就不止是國際爭議、國際共同權力，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能夠實現減排問題，需要采取哪些政策、哪些對策。顯然，最終的很多問題需要由技術進步來解決，碳中和問題、碳捕捉問題、碳儲存問題都需要很多技術。但是經濟學者認為，沒有好的機制、沒有好的制度、沒有好的激勵或者約束無法使人們采取行動，包括無法使人們去采取那些新技術路線的行動。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迄今為止其他國家都有激勵，而我們只有一點指標卻沒有激勵，多排放沒有人多收錢，少排放也沒有什么獎勵。雖然對發展新能源有點獎勵，有點補貼，但是沒有真正的激勵。
四、可供選擇的政策與機制
作為一個公共品的供求問題，一定得有政府行動，政府的職能就是為了解決公共品問題。前面說到路燈照明要收費結果沒人出錢買，那就可以成立一個公共委員會，來協商解決。如果再不行，就由公共委員會決定收人頭稅，每人交兩塊錢，保證把路燈建起來。政府的職能就是提供公共品，因此出現公共品問題的時候政府必須采取行動，你不采取行動別人沒法采取行動，市場也沒法發揮作用。因此，現在當務之急是盡快制定排放限額，全覆蓋的、可核查的或者可計算的全國覆蓋，包括企業、包括地區、包括產業，甚至包括家庭等等能夠可分解、可核查、可計算的碳排放指標。只有有了這樣的指標，我們的很多減碳做法才能實施。
第一，關于交易。
碳交易所交易量這么少？現在沒有幾個機構單位是有指標的，有指標也不是碳指標而是能源指標，是要控制能源額度。碳交易所要轉化為碳指標，說是碳實現了交易。碳交易是什么概念呢？每個人都有指標，這個指標要低于去年的排放量，這樣你有動力采取各種措施、各種新技術和新能源去減排。你能夠實現減排就有剩余額度可以去賣，而沒有實現減排的就花點錢買一些指標來彌補自己的不足，從而形成供求。現在多數沒有指標，多數人就不需要去買，不需要買怎么會有交易呢？現在有些電站也許有額度，有的電站減排力度大一點實現了減排，有點剩余，就可以少量交易一點，但是迄今為止還是沒有的。我們的碳交易有一個數，現在一共排放100多億噸，交易大概10來億噸都沒有，就是因為沒有指標。
在英文里面，碳交易叫做cap-and-trade，cap是帽子，你有上限、有額度才會去交易。no cap，no trade，沒有指標、沒有限額就不可能有交易。說這個電站煤不夠了，到另外一個地方建一個分廠弄點煤，這個叫碳泄露。沒有覆蓋他就會到別的地方排放，不受你這里監管。所以政府的第一個職能，就是制定碳限額，配額制度。包括碳稅也能夠在此基礎上搞，因為不是說所有煤都有碳排放，現在的基本辦法就是當你的碳排放超過一定量的時候，就要交稅或者交更多的稅，一種累積稅制就可以用這種方法。當然各國的碳稅不太一樣。總之，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給碳一個價格。
為什么碳排放要有價格呢？因為碳排放會造成未來的損害。未來的損害要補償、要清理、要修補是有成本的。因此要求誰排放、誰來付這個修復未來的成本，或者說是彌補損失的成本。因此，就需要有碳價，碳價本質是為了付費。碳價有兩種，既然誰排放誰付費，發達國家應該付更多的費，價格應該更高，因為他們在歷史上排放多。對現在的排放加稅就以應該更高的價格來排碳或者以更高的稅率來排碳，因為他要對未來補償承擔更多成本。因此國際上有一種想法，要制定各國價格，發達國家是50塊錢一噸，中等收入國家30塊錢一噸，落后國家10塊錢一噸，把剛才的三個差異考慮進去，能力差異、歷史差異等等都考慮進去，發達國家的碳價應該更高，因為發展國家要承擔的成本更大。
各國的實際碳價
如何實現碳價呢？有兩種方法。這塊是各國不同的稅率，瑞典最高，有168美元；日本很低，2塊錢；墨西哥，1塊錢；匈牙利，0.2、0.3美元。有些國家沒有，像美國就沒有。挪威、芬蘭，北歐國家最高。瑞典等國在這個問題上很明確，他們對設立稅率的作用很明確，基本的立場是這個稅是用來調整公共需求結構的。你希望發展什么，你就給他減稅甚至補貼；不希望發展什么、想懲罰什么就給它加稅，它起了調整作用。我們迄今為止來說不能說沒有，但是補貼更多，加稅很少。
第一個辦法就是對排碳行為征稅，直接由各國政府自行決定。
這涉及到各國邊境調節稅差異的問題。這次歐洲人對提出這個問題很謹慎，他們注意到這件事情可能對世界貿易產生的負面影響，可能會產生一些糾紛，他們也注意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所以他們很謹慎。他們提出的方案，是想增加本國人民消費某些產品的成本，讓消費者為此付費，這個思路是對的。但是因為他現在是從發展中國家進口這些消費品，因此它會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個怎么平衡？如果他真要征稅的話我們也沒有辦法，所以還得我們搶先征，再給這個產業轉型補貼，把錢用在我們自己人的身上。我覺得全部的碳排放都應該征稅，有的國家一塊錢、兩塊錢也開始征了，由政府定一個比較合理的起步價格。對碳排放這件事情有一個明確概念也是好事情。
第二個方法，交易。
交易的前提剛才說了是碳。交易是怎么實現價格的呢？限額越緊、越小，價格越高；限額越松，市場可能會崩潰。每個人都擁有限額，每個人都被限定額度，有的人可以減排快一點有剩余，有的人減排慢一點可能達不到目標就有缺口。有剩余的人去賣，有缺口的人去買，雙方可以議出價格，這個價格就是碳的價格，是為這么多碳排放所要付的費。如果配額太多，供大于求，人人都在賣，沒有人買，這個市場就崩盤了。這件事還真發生過，2007年的那根藍線歐洲是崩盤了，價格趨于零，因為額度太寬松了，只有供給，沒有需求。
供求關系決定碳價格
市場辦法就是用供求來定出一個價格，由供求雙方的交易給出一個碳價格。前提就是這個額度大小非常重要，太小了價格太高也很難，但是太多了市場會崩盤。因此，這里面就很有學問了。歐洲設想了很多其他方法來避免這種事情，比如說額度不是隨便給的，拍賣額度拍賣者心里有數自己能拿到多少，他覺得自己能夠減排，可能他就不需要多少。如果他覺得需要更多的額度才能完成自己的生產，他就會花錢買更多額度。增加議價環節，拍賣方來定額度，這等于兩層定價，我們倒不至于做這個。我們現在建議政府趕緊給配額，一年、一年來動態調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很強的政府，很希望政府能盡快給出全覆蓋額度。
還有一個是國際之間的碳交易，叫做碳匯，進來的錢是美元。《京都議定書》當中實行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這里面出現了development。一看到development就知道是對落后國家提出一種機制來幫助他們減排，這就是碳交易。國與國之間的碳交易，發達國家有額度，有些企業完不成，與其到市場買，可能更貴，不如到發展中國家來，因為發展中國家比較寬松，也沒有什么額度，它可以花少量錢可以實現比較大的減排。因此，他就可以把錢花到發展中國家來。剛才說的深藍部分原則上都是這么實現的，你出錢、我出力，這樣有一半是靠發達國家的援助，用他的碳匯去購買的減排，可以算作他的貢獻。 這個確實發生過，中國企業有一些受益于碳交易。但是國際上經濟學家對此提出了很多異議，說沒有什么額外減排，就是本國實現減排，你給他的錢也沒有實現更多減排，他的錢都是他賺的，不承認額外的增加值。還有國家認為這是洗錢的渠道，現在越來越沒人去做。反正過去中國很多地方發生過，國外資金來了叫做碳匯，幫助中國企業進行節能減排，實現了資金轉移。
第三個方面，實行對發展新能源的補貼。
這個我們國家已經實施了。發展新能源的成本較高，沒有一定的補貼無法有競爭力，因此需要補貼。發展中國家對于分布式發電，各個家庭用太陽能發電，用電池儲存晚上自己用，可以自己投資，政府還可以給予補貼。居民能夠掙錢，國家也實現了能源的轉型。還有一種是對上網電價的補貼，現在風能、太陽能上網電的成本比煤電、火電要低，應該說不需要補貼了。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怎么能夠讓老能源把空間讓出來，讓新能源上網。
第四個方面，綠色金融。
金融界說得比較多，這個屬于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金融機構給不給你貸款，先審查一下這個項目是不是綠色的、是不是可持續、是不是低碳的。賺錢不是唯一目標，這是企業的責任。企業目標當中加進去這個，可能會少賺點利潤，但是要保證環保。這個可以起點作用，但是不是主要作用，判斷起來有一定難度。很多學金融的把這個說得很大、說得很多，但不是重點。
五、中國的成就，作法，問題，與建議
最后，我們集中談一下中國的問題。迄今為止中國是怎么做的、我們有哪些問題、急于解決哪些問題。
第一，碳強度不斷下降。
非化石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在世界上最大、占地也是最多的。
中國碳排放
藍線是碳排放總額，紅線是碳強度。生產一單位GDP所需要的碳不斷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比較大。現在生產趨緩，但是總的排放仍然在增長，所以我們就沒有達峰。什么叫達峰？達峰就是指這個東西到達最高點，從此不再往上走，我們的目標是到2030年達峰。我們的化石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也不斷提高，目標就是達峰和中和。現在一種說法，達峰總是要達的，也不是特別難的事情。有些地區，比如前段時間我們討論深圳，深圳達峰相對來講比較容易，因為它挨著惠州的核電站，65%是核能，加上風電在海邊起作用，深圳要達峰很容易。
難的是中和，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搞技術的，清華的可以問一下技術專家。中國有幾個辦法，一是多種樹，因為樹是吸收二氧化碳的。但是有人告訴我說這個不對，30歲以下樹齡的樹吸收二氧化碳，但是樹齡大了也會排放二氧化碳，這個我也不太清楚。據說，2018年中國報給聯合國的數字是123億噸，如果現在是120億多噸，我們至少是150億噸。現在每年植樹大概中和6、7億噸，多種點樹就是10億噸，總排放量100多億噸。
二是碳捕捉。
這個數據也不太精準。全年毛捕捉大概有100萬噸，剛才講的是億，這個數量級是萬，不是一個數量級。如果做成干冰得有收益，干冰賣出去又排放一次，凈捕捉了30萬噸，任重道遠。這個將來怎么辦？達峰之后中和怎么辦？不是說零排放嗎？各種渠道、各種方式，山、水、土地、各種技術都要把技術研發納入到科技體制當中去。
三是采取的政策機制不是稅、碳價、碳交易等等，而是節能限額，間接減排，還沒有直接碳排放限額，控能不控碳。
各地在關停電廠，說碳太多了。如果控碳不控能，讓新能源入網也行，但是他不控碳控能，新能源也進不去。所以要盡快轉變成控碳不控能，給新能源發展讓出空間。現在新能源棄電率仍然能達到40%-50%甚至50%-60%。我們有法律要求新能源優先上網，但是在現實當中老能源是巨大的利益集團，電網和他們都有歷史淵源，新能源上網是非常難的事情，當務之急是把空間讓出來。
中國非化石可再生一次能源占比提高
四是迄今為止我們沒有采取任何財務激勵制度。
其他國家都有現實激勵、都有經濟激勵，我們現在沒有稅、沒有價、沒有成本等等，這是我們的問題。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激勵問題、機制問題。
中國最大的難題是煤炭，我們80%的碳排放是能源消耗產生的，而80%的能源消耗是煤炭產生的，這是兩個80%的概念。如果現在還在新建煤電廠，我們的碳就排得更多。去年為了抗擊疫情恢復生產，我們批準了一批電站。今年我們宣布不在國外建煤電廠，現在煤電廠的平均利用率只有56%，西部地區只有35%。現在停止建煤電，把這些閑置的能力用起來同時發展新能源，完全可以滿足能源需求，這是政策上的當務之急。這是在機制之外講的問題，因為地方政府有收益仍然在跑步上崗。
五是其他政策選擇。
現在還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剛才說了全覆蓋發展碳交易，盡快實行控碳不控能。建議實行漸進的碳稅制度，從很少的碳稅征起，逐步的按一些區域性差異、產業差異等來推進減排進程，進一步優化清潔可再生能源發電優先入網的機制。只要控碳不控能，新能源就容易入網，再用其他的法律措施給予保障。葡萄牙法律規定，只要是新能源就優先上網，傳統能源就得讓步，它是由法院來判這件事情。要將碳捕捉技術盡快納入國家戰略科技研發專項，同時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國際合作，在國際上學習更多先進技術和機制政策。歐洲在這方面做得相對好一點，他們很積極，現在減排的力度也很大，達峰也很早，有6、70年的碳中和過程，收碳稅的力度比較大，做法也比較多，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