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郊區城市化是指人口和經濟活動從城市中心區域向郊區甚至小城鎮或鄉村遷移，城市中心城區以外的郊區鄉村區域的城市化過程。
郊區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區別
郊區城市化與逆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一般將城市化階段分為：起步階段、郊區城市化階段、逆城市化階段、再城市化階段。
一般來說，郊區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中由于城市中心區的土地稀缺、地價昂貴、交通擁擠、居住人口密集、環境質量惡化等，致使城市中心區人口和產業外遷到郊區，導致城市規模擴大，城市中心區的人口增加低于郊區，形成相對中心區而言的離心化現象。其實質是城市周圍的農村地域受到城市擴張的影響，逐步向城市性因素和農村性因素相互混雜的過渡地域變化的過程。
逆城市化是由于經濟水平的提高，城市化進程較高的時候，人口（通常高收入群體較多）會從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區，向小的都市區、小城鎮甚至非城市區遷移。需要區別的是，這里的非城市區離城市有一定的距離，而郊區城市化中的郊區是與城市接壤的。
美國的郊區城市化
郊區城市化首先出現在歐美等工業化、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以美國尤為突出。
美國的郊區城市化始于19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進入了迅速的郊區城市化過程，其基本進程一直延續至今。
郊區城市化源自中心城區的推力和郊區的拉力的相互強化作用。一方面，從1920年代開始，由于許多中心城市面臨著基礎設施老化，公共交通和教育系統不堪重負，外來人口和貧困市民大量增加，城市環境和社會治安惡化等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中心城市對人口增長和產業發展的推力；另一方面，郊區良好的環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稅收以及巨大的開發潛力等因素對人口增長和產業發展有著很大的拉力。在中心城市的推力和郊區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社會的中層和上層開始向中心城市周邊的郊區遷移，從而開始了郊區城市化過程。
另外，交通系統的發展對郊區城市化具有決定的意義。1956年，為促進交通系統的發展，美國國會通過了《州際高速公路法案》，以設立高速公路信托基金的方式來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設。汽車、石油、橡膠、玻璃、鋼鐵和水泥等相關的產業也得到了發展。與此同時，有關部門在全國規劃建設了超過4萬英里的州際和地方高速公路，其中超過5000英里的公路都建在都市區中。聯邦高速公路計劃開辟了一條通向低密度、多中心的都市區的道路，使人口、產業和居住地重新分布。隨著高速公路的建設，中心城市的中產階層不再局限在市區，可以到更遠的郊區買房；各類商業、制造業和房地產業也發現了郊區發展的廣闊空間和潛力，人們不再把自己與有軌電車線路和鐵路的區位捆在一起，紛紛向郊區遷移。自1930年代以來逐步進入到“汽車時代”。1900年，平均每9511人才擁有一部汽車，而到了1930年，每5.3人就擁有一部汽車，此后逐步提高到并且穩定在平均每2人就擁有一部汽車。美國人愿意在交通方面花錢，如1997年平均每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為39926美元，交通費用的平均支出為6457美元，占總收入的16%。私人交通為6064美元，其中購買汽車2736美元、汽油1098美元、其他的交通支出2230美元；公共交通支出為393美元，其中飛機費用為249美元，其他公共交通費用為56美元，稅收為17美元。在整體的交通環境改善后，人們更容易進入郊區，為郊區城市化創造了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交通網絡還決定了郊區城鎮的空間布局的框架。
推動郊區城市化的力量還包括其他一些文化價值的理念：如美國人對新事物的愛好、期望接近自然、自由遷徙、自由競爭等。
我國郊區城市化的特征及問題
1、我國郊區城市化的特征
相對于發達國家的郊區化，我國城市郊區化具有自己的特點，主要表現為基礎差、雙向性和步伐快等方面。
我國郊區城市化的基礎差
我國郊區化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基礎之上的郊區化。雖然郊區化的發生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但我國郊區化的社會經濟基礎遠不及西方。西方開始郊區化的時候，城市化水平就己經很高，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市場經濟日臻成熟。而我國的城市底子薄、基礎差，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低。1990年我國城市化水平為26.2%，2001年為37.7%，至2006年，東、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別達到54.6%、40.4%和35.7%，城鎮化水平最高的上海才達到88%，而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達70%以上，2001年達90%以上。
產業與人口發展的雙向性
從宏觀上看，我國日前大多數城市仍然處于集聚為主的城市化發展階段，但這并不排除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國內特大城市郊區化現象的產生，只不過這些城市的郊區化與西方發達國家有所不同，表現為產業和人口的集聚及擴散效應同時并存。中心區不但沒有“空心化”，反而更加繁榮。由于我國城市發展處在集聚發展階段，中心區仍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經濟活動的核心。經過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原有的中心區工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污染較重的工業遷至郊區，而向心性很強的商業、金融業等第三產業集聚中心區，加強了中心區的城市現代化功能。同時，大量資金投入舊城改造，且推行上地有償使用制度，城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各項建設獲得了生機。而由于產業的外遷，以及開發區等方面的建設，我國城郊地區獲得了飛快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帶。
隨著我國對人口遷移政策的放松，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富裕起來的私營企業家和個體工商從業人員從鄉鎮和農村遷往大城市，在城區從事工商業活動；同時，為了方便就業和子女上學等原因，一些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甚至遷往中心城區，從而形成了我國獨特的人口雙向流動現象。
2、我國郊區城市化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郊區城市化有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地區。但是目前我國郊區城市化的發展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郊區被動的城市化
從前面郊區城市化的實質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正常的郊區城市化是一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是一種因為中心城區和整個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技術的不斷進步帶來的主動的發展。在我國，郊區城市化卻是一種為了經濟發展而進行的一種“圈地運動”，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多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城市蔓延引發城郊土地利用矛盾。城市郊區是各類用地矛盾的集中之地，因為城市蔓延不但要占用用大量的耕地，使生產城市必需的原材料和農副產品的空問減少，而且工業區、住宅區往往在郊區建設，布局不合理，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建設投資。
土地級差效益與盲目開發不和諧。城郊是城市到農村的動態過渡帶，非農產業迅速發展以及城市擴張引起土地級差收益的變化，而此時往往由于沒有科學的土地開發利用模式和管理制度作指導，土地朝暫時級差收益較高的方向盲目開發利用，使得土地不能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楊靈珍，王舟，2006）。
破壞城市郊區的生態環境。郊區生態是城市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合理的郊區土地利用結構和布局是優化整個城市生態的重要囚素，但城市的發展和郊區工業的繁榮，往往只考慮經濟效益而忽略了郊區土地非農開發給郊區生態帶來的影響，肆意占用耕地和不合理的非農用地使得城市污染蔓延，郊區污染增多，城市和郊區居民的生活環境同時惡化。
根據郊區城市化發展的實質來看，郊區的生態環境、生活環境以及社會環境要優于城市中心區域，而就上面出現的問題來看，我國所謂的“郊區城市化”不是一種真正的郊區城市化，而是一種變態的，由于經濟發展的一種盲目需要帶來的不良后果。
（2）制度改革不能與郊區城市化的發展配套
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原城市郊區農村不斷發展成為城市，其途徑是對農村集體土地進行征收，轉為城市土地。在此過程中，然而，城郊農村在土地被征用后，管理上仍然普遍保留了原村鎮集體管理的模式，未能納入城市一體化的管理體系。由于農村組織自身的局限性，不僅在規劃建設、環境管理、設施配置、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捉襟見肘，在就業培訓、社區生活等其它方面的工作也遠遠不能勝任。使這些地帶保持著村落的物質環境、文化觀念、社會網絡和生活方式，居民就業困難、或靠出租房屋與集體股分紅為生，“是城而非城”，成了城市里的村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空心村”。同時這些“非農非城”的階層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這種“欠帳”式空間擴展還扭曲了土地供應的市場機制，一方面不利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導致政府競相壓低地價招商、開發商在郊區大量圈地、郊區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利益分配機制向開發商傾斜，使城市收益外流、農民不能獲得轉變為市民的成本，不能成為有貢獻的市場主體，而成為社會的負擔，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張穎，2003）。
產生以上現象的深層次的原因就在與我國的制度改革未能跟上城市化發展的步伐，農地產權制度的不合理導致了征地之后大量社會問題的產生，譬如農民生活失去保障等。而我國政府財稅制度的不合理導致了地方政府盲目圈地，盲目的經營城市，致使城市無規律的擴張，城市郊區環境受到破壞，郊區城市化軌跡被嚴重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