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2日
星期三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李津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25家高端智庫之一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資深研究員、中國市長協會顧問、北京大學景觀學院客座教授。
編者按：
在很多人的心中，深圳是中國的特區、是一座新城，只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歲月有關，似乎并無歷史可言。事實真的如此嗎？
日前，在深圳市南山區圖書館和大學城圖書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李津逵從歷史視角梳理深圳在文明史中的位置，并提出對未來深圳發展方向的思考。上一期城市化雜志在《深圳離世界有多遠》上半部中，濃縮概括了深圳的古代和近代史:從東亞農業文明邊緣”，到“海洋亞洲的潮頭”，再到“西風東漸的風口”。本期繼續刊載下半部分，講述當代深圳的風云變遷，并為深圳的未來把脈建言。
第四階段：“反帝斗爭”的前哨
華族南下的落腳點，西風東漸的風口，向往接受先進文明挑戰的地方，當新中國采取向蘇聯為首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時，美國英國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的盟國就成了敵人，而毗鄰香港的深圳便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
西方文明的創新中心從古希臘、地中海，經過文藝復興到了英國，工業革命之后到了美國，接下來創新中心從美國的東部轉移到西部，來到了太平洋的東岸。如果說20世紀幾乎人類所有發明創造都是圍繞大西洋的話，現在太平洋正在變成人類文明創新舞臺聚光燈的焦點了。
當深圳成為反帝斗爭前哨的時候，整個人類文明已經從“工業1.0”變成“工業2.0”，電動機、內燃機出現了，到了70年代“工業3.0”信息化出現了，計算機出現了，當時的中國還在閉關鎖國呢。中國人民在新中國前三十年付出了奮斗和犧牲，可是整個中國經濟卻到了崩潰的邊緣，這證明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寶安縣的農民就像當時“遷海令”時代一樣過著非常貧困的生活。
當時寶安的婦女帶著他們的孩子去香港探親，接受了深圳邊防戰士檢查之后，走過羅湖橋，再接受港英方面警察的檢查。經過戰后的迅速發展，70年代的香港已經是東方之珠了，但當時寶安是什么樣子呢？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1949年擁有147家旅館的深圳鎮，到1978年只剩下兩家旅館了。這里人的祖先就是因為不愿受苦才勇闖南方，歷史上與香港就是一個縣就是一家人，現在有這么大的落差，他們會安于在人民公社老老實實掙工分嗎？結果出現了“大逃港”。有些人逃過去留在了香港，有些人被抓了回來，一步一行淚。報紙上刊登他們的照片還拉黑他們說，我們又抓了一批美蔣特務。
所以寶安縣的農民說，你們的改革開放是用筆寫在紙上的，而我們的改革開放是用血和生命寫成的。“大逃港”震動了中央高層，鄧小平說這是我們的政策出了問題，不是出動軍隊可以解決的。廣東有良知的干部也看到這樣的社會主義并不是共產黨人的初心，于是，地方上想辦出口加工區，中央支持廣東“殺出一條血路”，是深圳的原住民用他們的犧牲堅定了中央改革的決心，深圳經濟特區就是這樣誕生了。
第五階段：改革開放的起點
二戰之后美國的加工制造業轉移到了日本德國，日本德國又轉到了四小龍，到八十年代四小龍的成本高企加工制造業勢將轉移，往哪里轉？如果中國繼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那么今天大家環顧周邊是經濟遠比中國發達的東南亞。
1980年春節，創立蛇口工業區的袁庚到漁村給村民拜年，漁民屈春華一眼認出當年他撐船運送攻打大鏟島的解放軍團長。解放三十年屈春華生了7個子女，但其中6個逃到了香港。寶安農民大逃港堅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什么是“改革開放”?就是當巨大的文明落差擺在這里，巨大的人口規模擺在這里，高水頭、大水量，這個“文明的瀑布”巨大的勢能完全可以轉化為巨大的動能，只要把水輪機裝上就能發電。但是敢不敢裝水輪機？深圳經濟特區其實是人類常識的“常區”，《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給深圳的特殊政策，例如企業用地要繳地租，經營要納稅，用工要簽合同其實都是常識，為什么按常識辦事要設特區，就因為計劃經濟下國家是一個“特國”。魯迅先生說過在中國搬一個爐子都要死人，誰敢把水輪機搬到瀑布下面去？這就挑戰領導者的勇氣和擔當了。中國向哪里開放？鄧小平沒有把中國引向蘇聯東歐的“經互會”，沒有走回頭路，而是向著關貿總協定，也就是今天的WTO開放。
無論深圳還是蛇口，中央給出了方向“殺出一條血路”，但并沒有具體的路線圖。正是那些開拓者將這個自主權用到了極致。袁庚是一位國企領導，但是他通過住房貨幣化等制度讓職工實實在在享有了個人的權利，開始擺脫個人對于組織的人身依附，從而可能向往和追求自由。他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的發言權”，在蛇口要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深圳建市之初的一位市委書記說，辦出口加工區，“要殺頭就殺我好了”。建市之初的一位市長說：“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這個地方”。但是他們的名字現在主流媒體上很少看到了。
寶安農民大逃港
我們的李灝書記說，改革是什么?就是要把合理不合法的變成合法。
就是這樣一個個深圳的創始人以他們的膽略以他們的擔當，把水輪機放在瀑布之下，把這樣一個按照常識應該做的事情勇敢地做下來了。不是他們比別人懂得多，而是他們有擔當，他們是代表人類文明方向的共產黨人。郁達夫曾經說：“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1991年蘇聯東歐劇變，那時全國彌漫著反和平演變的氣氛。又是這個時候，鄧小平同志來到我們腳下的土地，說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就是不要再回到原來蘇聯東歐的體制中去，就是要向人類的先進文明繼續開放不動搖。這樣五湖四海的年輕人就奔著深圳而來，因為深圳與世界接軌，深圳是全中國距離世界最近的地方。
1991年鄧小平同志來到我們腳下的土地，說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
這些闖深圳的人們，他們就在簡陋的環境下工作。他們送一桶水掙一塊錢，送一個快遞掙五毛錢，在工廠里打工一個月掙幾百塊錢，當他們用最簡單的縫紉機縫鞋襪的時候，北京的機床廠已經有加工中心，上海投資上百億引進成套設備建設寶鋼了，深圳是在多么低的起點上起步的呀！今天回過頭來看，千萬不要怕起點低，只要路子是走向人類先進文明，就有后發優勢。當初敢于走這條路才是深圳奇跡。
這些闖深圳的人們，他們住在哪里呢？就住在遍布世界的嶺南文化的聚居地，在深圳這樣的地方叫做城中村，在世界各地叫做唐人街。城中村中半數以上的人家都有海外親人，他們的觀念見識決非北方農村可比。深圳人口從30萬到兩千萬，城中村也就不斷長高。全國各地來深打工的年輕人們，他們在城中村享受到清潔的飲水、安全的用電和方便的服務，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區在很多國家就是貧民窟，但深圳不是。城中村中住著上千萬人，城中村是深圳的“奶娘”。
13年前，我在城中村見到一個女孩，她幫哥哥嫂子打理完一天生意之后坐在門前讀一本書，我看她讀的是什么書？《會計原理》。今天她可能在一家公司做財務總監了。我還看到一個小學生在燈箱下寫作業，如今她可能大學畢業了。
為什么深圳在四個特區中一枝獨秀？其他特區也是閩粵文化，我們不能不考慮香港的影響。因為香港是英國的文明與中國智慧的結晶，英國的文明從古希臘而來，深圳就扮演了香港經驗向內陸傳播的轉換器：例如在香港叫“股份制”，深圳叫“現代企業制度”：香港的“土地批租”，深圳叫“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有限期出讓”；香港的“住房按揭”深圳叫“分期付款”；香港的“差餉”深圳叫做“物業稅”。深圳所有制度的創新，幾乎都是學習借鑒香港的結果。
深圳另一個獨特的優勢就是大規模高密度的移民人群。與全世界歷史上所有文明創新中心一樣，深圳的人口主體也是移民。移民社會中人們相互看重的是能力和責任，相對少看的是背景和出身。“英雄不問出處”，所有闖深圳的人都改變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命運，都做出了在故鄉難以成就的一番事業。
大家想一想，深圳在改革開放中遭遇了多少挑戰？從成立特區以來“姓資姓社”的詰難到九十年代浦東開發，從香港回歸給深圳的影響，再到2008年金融危機。港珠澳大橋是個“單Y方案”，600萬人口的香港加150萬人口的珠海再加60萬人口的澳門，不到一千萬人使用這座大橋，而兩千萬人口的深圳在旁邊看著。所以，不要認為自上而下的規劃帶來的都是機遇，很多的時候帶來的是挑戰，深圳就是在艱難困苦中間倒逼著走到今天的。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現在知名民營企業的研發基地、全國的創客基地，都可以看到深圳的影子。在“WFC指數”（科學論文數）排名時產出最多的是北大清華，找不到深圳的影子，因為深圳就沒有什么國家投資建的大學、建的重點實驗室，幾乎沒有拿到國家教育科學資金，但是當我們看“PCT”（國際專利）數量排名時，深圳占全中國的一半。如今中國人已經是全世界第二PCT申報大國，而這第二中間有一半出自我們的深圳。這是因為深圳百分之九十的科學家、工程師在企業，百分之九十的科技投資在企業，百分之九十的技術成果是企業創造的，而且深圳企業的主體是民營企業。深圳走出了一條民營的、草根的、野蠻生長的技術創新之路，吸引了全世界的創客到這里來。
第六階段：現代化先行區
深圳曾經是“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深圳被夸成一朵花也就是最近這三五年。所以千萬要小心，不要被別人捧殺。今天不要再夸深圳是“奇跡”了，因為只要走上按常識辦事的路一切都順理成章：工業化帶動城市化是普遍規律，深圳并不例外。經濟迅速增長因為按常識辦事，不必大加贊美。巨大的財富來自文明落差，而不是我們的發明創造。二十年前誰能想到今天所享有的財富？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得到。那么這二十年來的財富是哪兒來的？如果你說我們勤勞勇敢，那么我們的父輩呢?他們當時哪有雙休日、單休日? 當時叫“活著干，死了算”。如今巨大的財富來自我們的落后文明與人類的先進文明接軌了。這是一個常識，這個常識一定要不斷地講，否則我們很容易回歸老路。例如深圳這個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城市如果也跟著“做強做大國企”，那就會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破壞自由創新創業的城市文化，就會走回頭路。
四十年前深圳就是一個馬前卒，在全國無關輕重。“殺出一條血路”就是做一個破冰的試驗，但今天深圳所走的每一步，可能都受到全國的關注。國家給深圳的定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而“先行”不僅要深圳的速度快、質量好，更要問深圳的方向。就像成語“南轅北轍”的故事，僅僅“馬快、車好”是不夠的，先行者一定要確保方向正確。從“殺出一條血路”，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說明深圳的道路得到了共識。堅持市場經濟，堅持民營主體就不會偏離。今天的中國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深圳成為距離這個舞臺中心最近的制造業城市。同時我們一定要清楚地看到，深圳在基礎科研、在高等教育、在文學藝術、在對接世界的法治環境和社會治理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面臨嚴峻的挑戰。
深圳提出了“全面對標全球最高標準，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競爭力影響力卓著的創新引領型全球城市”奮斗目標，這就需要拿出40年前建市之初的英雄氣概。當年深圳的GDP僅有8.3億的時候，就做出預算要投7個億建設8大文化設施。我們今天享用的大劇院、博物館、圖書館（已改為少兒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目前眾多市民正呼吁不要拆除這座優秀歷史建筑）都是深圳GDP僅僅8億時候建起來的。今天深圳的GDP是當年的三千倍，財政好象非常“不差錢”了，但是全國最著名的博物館沒有深圳，全國最著名的音樂學院、美術學院沒有深圳，全國著名的交響樂團數到第十三才有深圳。香港有亞洲一流的演出場所十來家，廣州歌劇院、星海音樂廳也都能躋身亞洲水平，深圳呢? 今天比起深圳當年對于文化的追求和堅守究竟怎樣? 深圳如今也在引進大學，這些大學倒底是為深圳帶來“大師”，還是到深圳建起幾座“大樓”? 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和關注。
深圳需要補課，補什么課?
首先，深圳在未來一定要成為雙語城市。
這是國際化的前提，因為漢語世界遠不如英語世界寬廣。感謝徐火輝老師的“原典英語學習方法”，通過外語學習背后的腦科學、認知科學原理他發現了中國人學英語方法的根本誤區，他在實踐中所倡導的以聆聽為核心的學習方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深圳人所接受，并且出現了超出我們想象力的見證。掌握至少雙語，深圳才能夠躋身人類文明的創新中心；
第二，深圳一定要成為一座美麗城市。
為什么十九大27次提到“美”? 因為審美幾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絕癥。深圳元培學堂趙孝萱校長認為，美育不等于藝術技法教育，更不等于風花雪月。美育是生命感性教育，是價值觀的教育、是一種關于情感與幸福的學問。今天深圳在城市管理、社會治理還有種種不如人意之處，城市景觀也缺少“到位”、“會心”的感覺，從根本上說是審美能力的缺失。
第三，深圳要成為一座包容發展的城市
徐景安先生創辦的“幸福研究院”，他們不僅多年來接聽了幾萬通心理咨詢電話，挽救了50多個打算輕生的活生生的生命，還系統地提出了共享深圳的理想。很多公益組織如“行動亞洲”張媛媛老師到中小學到社區普及同理心和共情感，呵護我們城市的溫度。正如任正非先生所說：“不要總想著我、我、我，要想到地球、地球、地球”。深圳能夠關心到他人的苦難時，她自己才能成為一座幸福城市。
第四，深圳要成為一座超越挫折的城市
未來的四十年很難再象以往四十年那樣順風順水，全球化正在退潮，深圳在未來一定會遇到更大的挫折、更大的挑戰，這次中美貿易戰中首當其沖的就是深圳。無論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能不能在未來超越挫折? 我們的孩子能否在大自然中行走露營，能不能拿著一個指北針翻山越嶺，獨立地制定計劃、克服困難、實現目標?我們有大海，孩子們可以揚帆，我們有藍天，孩子們可以去空中翱翔，只有經過磨練，他們才能擔當使命。
深圳博物館
原典英語徐火輝老師講座
縱觀深圳這片土地的命運，她的自由、包容、勇氣使她有可能最接近人類文明的創新中心。每當國家閉關的時候深圳總是受害最深，每當國家開放的時候深圳就會煥發出驚人的能量。一個人在內陸地區體制內平平庸庸、懷才不遇，可是到了深圳他就能釋放出驚人的能量。今天中國離世界舞臺中心越來越近，我們期盼未來的中國會更加開放。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深圳能為人類文明做出的創造才剛剛開始，因為深圳已經一次次地證明我們的想象力是多么的有限。
（本文是在講座速錄稿基礎上，參考了陳秉安、南兆旭、張一兵等深圳學人的研究成果，和《深圳通史》、《時間的風景》，吸收了與張東煜等專家討論的內容。特此致謝！文中錯訛由作者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