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8月,一場火災讓人心痛:哈爾濱市一溫泉酒店發生火災,20名死者全部是北京市居民,平均年齡70.6歲。本該是頤養天年的年紀,卻在異鄉不幸殞命,悲夫!
一座僅4層高的酒店,何以釀成如此驚人的慘禍?除去反思事故原因之外,還應進一步追問城市本身方面的問題。比如,高樓密布的城市在帶來舒適與便利的同時,有沒有帶來更多的安全問題?
不光火災,還有內澇。一場大暴雨,讓深圳出現150多處內澇。年年防澇,年年看海,創痛無休無止。
城市為人而建,因人而興,也應最大限度考慮人的生活。一系列的問題所暴露出的,恰恰是城市對人的漠視。當然,問題不獨中國有,但在當下尤為普遍。這與中國飛速向前的城市化車輪密切相關,折射出的是一個低標準、低質量的城市化。由此導致包括政府在內的各方,都在勉力應對高度積累和放大的城市系統風險,卻又終將面臨各種“安全瓶頸”。
這儼然是一種西西弗斯困境。如何應對種種風險,突破“安全瓶頸”?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7.9%到58.52%、常住人口由1.7億增長到8.1億。成績有目共睹,但狂飆突進的城市化所掩藏的風險已到了不得不正視的時候。
具體而言,城市風險管理涉及城市規劃、風險管理、公共管理、系統工程等多個領域。國內關于城市風險管理的研究正在進行,需要建立理論性、系統性的知識體系。目前同濟大學正在編纂的《城市風險管理》叢書,值得城市決策者、管理者及相關技術人員好好研讀。
而治本之策,還是在于下決心提高城市化的質量。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包括人的城市化、經濟發展、生態文明、城市安全和公共服務等方方面面。眼下,中國正處在城市化的“拐點”上,要從上半場的追求GDP增長,轉向下半場的以人為本。城市管理也應從粗放型,轉為“像繡花一樣精細”。
在城市化進程中,以往我們關注的往往是“能不能”“有沒有”的問題,而今后更應該重點解決“好不好”“強不強”等質量問題。比如,生態環境問題。潘家華先生講得好,必須認可環保風暴的效率。但同時,更應該走向法治、社會參與這樣一個環境治理的軌道。
過去十年間,高鐵對于推動中國城市化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高鐵為擺脫城市“攤大餅”的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將大城市、單體城市連接起來,形成現代化城市群;另一方面,高鐵也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以及鄉村振興。但在這一過程中,高鐵建設也被房地產化所裹挾,一些地方盲目建高鐵新城,讓高鐵站遠離城市。
隨著新時代的開啟,中國城市化已到了提質增效的發展階段,提高城市化質量是大勢所趨,不得不為。這既需要政府告別GDP崇拜,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也考驗管理智慧。
在352年前的1666年,英國倫敦曾發生過一場空前大火災,讓全城變為“人間煉獄”。而后啟動了一整套災后重建計劃,涉及一系列大型建筑和標志性工程。木質民宅被石材建筑取代,人居環境有了極大提升。這還促進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間接助推了英國的崛起。
當然,我們的城市無法推倒重建,但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必須丟棄陳舊觀念,不可抱著低水平的城市化“盛宴”洋洋自得,而須站在戰略高度提高城市化質量,這是不容推卸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