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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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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在全球生態治理體系的構建方面,中國是積極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這是城市化委員會城市可持續發展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潘家華在《為全球生態安全貢獻中國方案》一文中的原話。文章闡述了全球生態安全的歷史發展、中國對全球生態安全的主要貢獻以及正確理解中國在全球生態安全中的角色定位等內容。
他在文中指出：對于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和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的威脅等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我們不是冷眼旁觀者,而是積極貢獻者。昔日經濟技術發展,我們向西方“取經”;今日維系全球生態安全,我們拿出并貢獻凝聚東方傳統文化和哲學智慧的“中國方案”。
全文如下：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對于世界,不僅是一個信號,更是一種承諾,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全球生態安全的歷史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出現了一些較為嚴重的生態退化、環境污染和資源耗減問題,這使國際社會既對中國環境問題表示擔憂,也很關切中國發展對全球生態安全的影響。雖然中國在推進《巴黎協定》的談判、達成、生效和實施中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擔當,在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執行進程中積極地承擔了國際責任和義務,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的走向還是流露出許多疑慮。十九大報告面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所明確的基本方略和所描繪的宏偉藍圖,不僅是對國際上“中國環境威脅”謬論的一個有力回擊,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套系統的保護全球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國方案,為保障全球生態安全增加了信心,強化了決心。
盡管在歷史上一些發達國家曾經出現過嚴重影響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污染事件,但是經過長期治理,藍天白云青山綠水已經回歸,成為常態。中國在發展進程中,一方面作為世界工廠,生產規模巨大,即使節約資源、控制污染、保護生態的技術先進,污染總量也不容小覷;另一方面,基于中國的發展階段和責任意識,不會選擇發達國家曾經采取的快捷廉價的“污染避風港”途徑,將污染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的環境污染治理尚處在攻堅階段,環境質量還沒有得到根本好轉。然而,全球生態安全的內涵,超出了中國為改善國民人居環境對“污染的宣戰”,而是對人類未來影響巨大的全球公共資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界定的“環境”,包括氣候變化、海洋生態和森林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概稱為“星球”,也就是我們人類所共有的全球尺度的地球生態系統環境。這一概念范疇的“星球”環境,表現出大尺度、公共性、漸進性和不可逆性等典型特征。
中國對全球生態安全的主要貢獻
顯然,中國貢獻于全球生態安全面臨著自身局域環境改善和全球生態保護的雙重使命,需要比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付出更多的努力。中國倡導生態文明,致力于生態文明建設,成效是很顯著的,貢獻是全方位的。
第一,做好自己的事情、治理自身的環境,是對全球生態安全基本的貢獻。從系統論的視角看,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各組成部分的安全,就不可能有整體的安全。從環境治理的層次和順序上看,也有一個由近及遠、由簡到繁的過程。如果我們自身的環境得不到治理、國民健康得不到保障,遑論全球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既需要能力,也需要務實。無力自掃“門前雪”,卻管他人“瓦上霜”,并不能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因此,貢獻全球生態安全的第一步,就是要打贏藍天保衛戰。十九大報告要求,“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堅持全民共治、源頭防治,管控大氣污染,還生靈以藍天;防治水污染,讓碧水回歸;管控和修復土壤污染,消除食物鏈毒害之源;強化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處置,促使資源再生并提升承載力。
第二,對確保全球生態安全,中國應當有直接的貢獻。保護全球生態環境需要齊心協力,表現責任擔當,這既是一種利他付出,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其原因是,局域環境和全球生態具有同源性和關聯性。在中國快速工業化階段,大量化石能源的燃燒所排放的不僅有溫室氣體,也有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粉塵以及汞等重金屬元素。消除霧霾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調整能源結構、限煤減煤。進入21世紀,中國大力發展“風光”能源,風電和光伏裝機超過發達國家而雄踞世界第一,既減少了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也避免了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各種大氣污染物。2014年以來,中國煤炭消費量穩步下降,盡管石油天然氣消費有所增加,但是溫室氣體排放不見增長,PM2.5濃度持續下降。我國青海三江源、東北虎豹、四川大熊貓等國家公園,保護的不僅是人類共享的生物多樣性,也是局域的生態與環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今后,中國將繼續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百分之百承擔自己的義務”。
第三,在全球生態治理體系的構建方面,中國是積極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1972年,中國不但沒有缺席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而且在生態污染并未引起社會關注的低收入發展階段就組建了國家環境保護的專門機構;1992年,在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中國率先批準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在世界上第一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更重要的是,中國對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落實貢獻最大。在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確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消除絕對貧困排在第一位,而且是最為困難的。中國政府明確向世界宣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全面脫貧,比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前10年實現目標?！栋屠鑵f定》的談判、達成、生效和實施,中國的貢獻有目共睹。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表明,中國對全球生態安全的貢獻不局限于國際制度的落實層面,還體現在國際制度的制定層面。
正確理解中國在全球生態安全中的角色定位
當前,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引領世界生態文明建設、參與全球環境治理、貢獻全球生態安全?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全球化”、退出《巴黎協定》、規避環境責任的現實狀況,國內外發出一些聲音,認為美國刻意缺位、俄羅斯無意、歐盟乏力、其他國家觀望,國際環境治理群龍無首、出現真空,這是給中國順勢占據全球生態治理“領導者”位置的機會。這一將“引領者”界定為“領導者”的解讀,其內涵是美國霸權式“世界警察”的“舵手”方式。顯然,這一理解是錯誤的。十九大報告分析指出,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過去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時時處處試圖主宰世界走向,這一“單極化”的格局已經被更為扁平化、更廣泛參與的“二十國集團”所取代。既然中國反對世界霸權,當然不會去爭奪世界霸權,更不會去行使世界霸權。
引領者既不是“霸主”,也不是“施主”。且不說人均收入高出發展中國家10倍以上的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以“民主”的旗號捂緊自己的錢袋子,動輒以“國(議)會不批準預算”而拒絕“施舍”。中國盡管在總量上已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收入比世界平均水平仍然低出1/5,環境質量依然較差,我們也做不了“救世主”。況且,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會甘于讓中國充當“舵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于2010年11月通過的投票權份額改革方案,直到2015年12月美國國會批準后才生效。這一方案只是將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份額從3.8%提高至6%,美國的投票權份額從16.7%微幅降至16.5%,同時保留其否決權。201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按匯率計超過日本一倍,而投票權份額卻低于日本。
中國引領全球環境治理的內涵,“領跑者”、“示范者”的詮釋更為合理。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確保自身的生態安全,當然是對全球的貢獻;中國努力踐行綠色發展,為世界作出示范,消除絕對貧困,推動全球低碳轉型,顯然起到引領作用。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拿出力所能及的資金開展“南南合作”,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應對氣候變化,也是積極的作為。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樹立的生態文明觀,帶動全球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型。西方工業革命后形成的工業文明,征服自然,弱肉強食,在自我為中心的“國家利益”旗號下破壞生態,危害他人;生態文明的價值觀,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對于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和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的威脅等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我們不是冷眼旁觀者,而是積極貢獻者。昔日經濟技術發展,我們向西方“取經”;今日維系全球生態安全,我們拿出并貢獻凝聚東方傳統文化和哲學智慧的“中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