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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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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西麗：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學院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博士、副教授
城市化委員會交通運輸專委會專家顧問
韓西麗，北京大學博士、副教授，歐洲景觀設計學教育聯盟（ECLAS）會員，瑞典隆德大學可持續城市研究室（SUDes Urban Lab, Lund University Experts AB）成員。
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戶外空間與兒童健康、可持續城市設計、城市感知及城市生態基礎設施規劃設計。曾主持完成國家青年自然科學基金“城市鄰里空間特征對兒童感知及戶外體力活動的作用機制41001089”，正在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城市空間過濾滲透性對兒童非機動通勤的影響強度與機制研究41471119”，參與國家科技攻關計劃資助項目一項，主持和參與其它縱向及橫向課題共30余項；在國內外專業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著作《城市感知》一部，編著出版書籍3部，參與出版其他專業書籍6部；曾獲“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2005成就獎”、環保部“2012年度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獎”二等獎、教育部獎勵等獎項。
二、聽覺感知尺度
聽覺是人類獲得城市空間信息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人際交往的主要溝通渠道。在視覺受到空間障礙物及亮度限制的時候，聽覺仍可發揮作用。在現代城市設計及景觀設計和研究領域，歷來都是以“視覺的景觀”為主導，塑造看起來很漂亮的圖景。而對于其它感官知覺較少關注。在園林景觀研究和設計中，對聲音環境的研究非常有限，即使有所考慮，也僅限于從噪聲控制的角度來進行，即把作為公害的噪聲的預防和去除作為主要任務[1]。
聽覺感知具有選擇性。長期在噪音下工作，也有充耳不聞的感覺，而對留意的聲音，盡管很細小，混在噪音中也能聽得見，這是聽覺神經的屏蔽與選擇作用的基本原理。不過，在屏蔽功能起作用的前提下去聆聽積極的聲音過程是非常令人疲憊和不愉快的。因此，聲音作為城市空間環境的組成要素之一，需要設計師照顧到聲音所表達的情緒，并避免消極聲音的出現及對人的干擾，聲音每時每刻都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聲景（Soundscape）一詞產生于英文“Landscape（景觀）”。20世紀70年代初，加拿大音樂家莫雷·夏弗（R.Murray Schafer）針對當時的熱門生態學問題如水質、大氣、土壤等，闡述了噪聲問題的重要性，并提出“聲音生態學”的概念[2]。他提出作為專業聲音在音樂廳演奏的音樂是高尚的，但對忽視我們日常出現的非專業聲音的現狀提出質疑。為使欣賞“音樂之聲”的聽眾能轉向關注“日常的聲音環境”，他還組織了“星星女王”等音樂活動[3]。聲景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聲音。傳統意義上聲音是指“聽到的某個或某些聲音”，它們之間是互相獨立、不產生聯系的，常常是把個別的聲音從環境中分離出來，對單個的聲音進行認知和把握。而聲景的概念，是指把這些個別聲音的組合作為一個整體的聲環境來進行捕捉[4]。聲景包括了所有在場地中出現的，是區分和識別具體場地的不可缺少的聲音[5][6]。另外，聲景不僅局限在聲學上，而且與感知有著密切的關系[7]，聲景強化了人的場所感知。
聲音與城市的關系可追溯至古代。在沒有現代通訊技術的古代，傳話是將皇宮內、城墻內的指令傳往城外地區的主要途徑，距離涉及到宮城、城區甚至城外更大尺度。由于聽力的限制，與城市生活相關的區域尺度的聲音類型較少，城市尺度的聲音則較之豐富，如教堂的鐘聲、鐘鼓樓的鐘鼓聲、濱海城市的潮汐聲、海港城市輪船的汽笛聲、海關大樓的報時鐘聲、河水流淌的聲音等。不同的聲源影響距離不盡相同。據記載，中國開封市鐘樓的敲鐘聲，在夜深人靜之時，遠在45里（22.5km）之外的尉氏縣都可以聽到。中國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敝忻枋龅溺娐暱捎商K州市外的寺廟傳到城內楓橋邊停泊的船上，距離大約200米。位于中國西安市老城中部偏西南的鼓樓，夜間擊鼓報時，鼓聲能傳遍全城，最遠可傳約2km；明、清兩代，鼓樓周圍衙門辦公和四周的居民生活都離不開鼓聲、打更報時聲，這些聲音亦成為當時人們最熟悉的悅耳之聲了。
意大利錫耶納市坎波廣場上鐘塔的敲鐘聲則服務于整個城市，城墻內的老城區均能聽到教堂的敲鐘聲，鐘聲引導方向，幫助人們定位，是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元素。每逢整點，教堂的鐘聲在廣場上空回旋著，驚起廣場上正在覓食的鴿群，呼呼撲騰著翅膀，在陽光下閃著銀銀的光，教堂的鐘聲在這些短暫的時刻定義著廣場及整個城市獨特的空間氛圍。
除了以上這些人為的聲音之外，帶來愉悅感知的聲音許多來自于大自然，如河水流淌的聲音、鳥的叫聲、海水漲潮的聲音等等。例如挪威奧斯陸市的阿卡河（Akarselva river），該河流源自城市北部的Maridalsvannet水庫，穿城而過進入城南的奧斯陸海灣，河流全長8.2km，共計149m高的地形落差使得河水近似傾瀉而下，加之河流兩側如河谷般的地形使得湍急的河水聲在奧斯陸市形成了一個受水聲主導的長8.2km，寬約50-200m的帶型城市區域。在經過150年工業發展并受其嚴重污染的情況下，阿卡河于1980年代開始受到保護，如今阿卡河已經成為奧斯陸市的綠肺，是市民主要的戶外活動場所。在挪威的莫斯市，埃爾瓦河也為市民貢獻了十分友好的聽覺環境。
與大尺度的聲音感知相比，場地尺度的聲音則豐富許多，如公園內樹林里的鳥叫聲、市場上商販的叫賣聲、街邊人們的聊天和打招呼聲、廣場上的噴泉聲、街頭音樂家的琴聲、學校上下學的鈴聲、屋檐下淅淅瀝瀝的雨聲等等，這些多種多樣的聲音無時無刻不伴隨并豐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如果將人的聽覺所及范圍定義為半徑30m，那么在對面三戶兩鄰的范圍內，噪聲信息就非常重要。到了晚上，當即將進入夢鄉之際，突然聽到警笛聲，就會因為想到“又發生什么事情了”而變得踹踹不安；從歌廳傳來的卡拉OK聲則會使人聯想到歌廳白天的冷清。我們只有對白天所見及夜晚所聽進行全面了解后，才能對自己周圍的環境有所了解，才能對聲音產生的環境這一含義有所認識[3]。
街頭的周末市場，人們可以從街道上聞到新鮮出爐的面包香味，影響距離5-10米。
隨著越來越多的汽車進入城市，汽車噪音逐漸主導了城市的聲音環境，人與戶外空間在聲音上積極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少，鳥啼、蛙鳴、街道上人們的聊天聲、兒童們悅耳的笑聲等令人愉快的聲音常常被汽車的噪音所掩蓋，很難被感知進而調節我們的心情。這也是人們越來越喜歡走入到大自然之中的原因之一。人們在城市戶外空間中的聲音感知尺度也被大大壓縮，在沒有汽車干擾的情況下，街頭小提琴演奏可在周圍上百米范圍內被聆聽，這時的音樂聲是連續的；同樣的情況下，街頭小小的噴泉聲的影響范圍也可達到幾百平方米。然而在汽車通行的街道上，這類聲音可被感知的距離縮小至10-20m，而且感知到的聲音斷斷續續，汽車通行量越大的街道，來往的行人所能聽到演奏聲、噴泉聲等積極聲音的范圍越小，這些聲音的破碎化程度越高，其服務的意義被大大弱化。
受城市美化運動思想持續的影響，世界各地一些城市仍然在努力裝飾著機動車道沿途的風景，比如對機動車道中間綠化隔離帶的裝飾以及交通環島處的裝飾，這些區域以綠化裝飾最為普遍，但也不乏試圖用水景來美化的案例。比如將大小規模的噴泉、跌水、瀑布等形式的水景設置于交通環島中央，環島上噴泉發出的水聲因為汽車發動機的噪音影響，很難被車內的司機所感知，十幾米之外人行道上的步行者也同樣難以覺察到噴泉的存在。在巴黎有一些大型交通環島上的大型跌水景觀因為汽車噪音的干擾很難被人們感知的圖景。如果將汽車移除，穿越到古羅馬城市街道交叉口或者廣場上的大型噴泉，街道交叉口的噴泉水聲壯觀震撼，嘩嘩的流水聲音定義著整個廣場或十字街口的空間氛圍。這揭示了一個十分樸素的道理，從聲音感知出發，為步行者服務的城市水景才是塑造優質城市公共空間的基本原理。
鮮花的香味因種類的不同其影響距離存在差異，例如繡球花的香味較淡，小于0.2米的距離內才可感知。
聲音的響度和聲音的感知效果沒有必然聯系。美好的聲音感知和聲音的質量、類型緊密相關。例如，60分貝的聲音，如果是機動車噪聲則令人煩躁，但同樣響度的噴泉水聲或者街頭音樂家彈奏的音樂則令人感覺愉悅并駐足欣賞。甚至在積極的聲音與消極的聲音共同影響同一空間的情況下，響度較高的、積極的聲音會占據主導，反而創造出令人感覺安靜的空間氛圍。這也許解釋了“安靜”的相對性，人們對安靜的定義標準存在個體差異，也同樣存在場所差異。
多種沒有經過組織的聲音混雜在一起會帶給人們十分不愉快的聲音體驗，例如在許多城市的商業街上，有過往汽車的噪音、商家播放的各種音樂聲、叫賣聲以及個別施工場地傳來的機械設備的聲音等，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令人煩躁，使得空間感知變得十分糟糕。
日本櫻花節，吸引全球的游客每年3月15日—4月15日前來欣賞，京都、奈良等城市彌漫著櫻花淡淡的香味。場地上身體尺度的嗅覺感知產生了世界范圍的影響。
隨著電子車，生態能源車等現代科技手段的出現，以及非機動出行的倡導（以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等為代表的許多城市都在努力推行自行車出行），這些努力有助于恢復人們從聲音感知途徑對城市空間的使用和欣賞。與鄉村相比，城市的特點之一則是人們的居住地距離大自然越來越遠。因此，如何通過精心的場所營造，使得城市居民能遠離城市的喧鬧，在城市中也有很多的機會去聆聽自然的聲音成為設計師的重要使命。
三、嗅覺-味覺感知尺度
長期以來，嗅覺一直是我們所有的感覺中最為神秘的東西。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人類的嗅覺系統可以識別和記憶超過1萬億種不同的氣味，他們認為，人類的嗅覺要比視覺或者聽覺更敏銳[8]。然而人類嗅覺和味覺感知的空間范圍卻十分有限，通常只能在很短的距離內嗅到不同的氣味。味覺感知只可發生在與口腔直接接觸的情況下。淡淡的氣味如大部分植物的清香味、泥土的氣息在無風的情況下只可在小于1m的距離內被嗅到，較濃的氣味如漁港的味道、特殊種類的樹木花草的味道如桂花、茉莉、天竺葵、九里香等在無風的情況下則可在約3-5m距離內被嗅到。
嗅覺感知與風向及天氣因素關系密切，隨著氣流的帶動及空氣濕度的影響，較濃的氣味也可傳播較遠的距離，從而影響更大范圍內城市戶外空間的屬性，例如桂花樹的香味在有風的情況下可以在約10m范圍內聞到。因此，城市中嗅覺和味覺體驗機會的多少依賴于氣味源的分布位置，位于上風向的氣味源影響范圍則相對較大。例如濱海城市，海的味道隨海風被帶進城市，并沿著街道或者河流被帶往數公里遠的城區內部。相比之下，嗅覺是一種遠感，是通過相對一定的距離感受化學刺激的感覺，而味覺則是一種近感。通常情況下，嗅覺和味覺會整合和互相作用。
嗅覺-味覺感知較多發生在鄉野或者自然區域，例如品嘗田邊待熟的麥粒、山林中的果實、清新的泉水等等。與之相比，城市所提供的積極的嗅覺-味覺感知機會則十分稀少，少量令人愉悅的機會大多數集中在場地尺度，令身在其中的人身心愉悅，例如沿街咖啡店里傳來的咖啡香味、面包店里的奶油香味、鄰里花園里種植的蔬菜清香、街旁或者公園里剛修剪過的草坪的清香味、春天公園里由各種樹木花草飄散過來的一股股清香帶甜的氣味、摘取人行道旁蘋果樹上的果子吃、順手摘取街心花園內座椅旁的樹莓果子品嘗等等。部分海港城市因所處的特殊自然環境，其城市戶外空間的嗅覺感知尺度可放大至臨港100-200m寬的帶型區域。
在20℃左右的氣溫下，夏日的陽光溫暖舒適（5月的挪威奧斯陸市的一處公園）。
人們在環境中的嗅覺感知與視覺和聽覺感知相互滲透和重疊，高質量的環境所提供的各項感知服務均是積極的。嗅覺可能是識別一座城市最有趣的途徑和角度，它不僅能傳遞各地方人們的飲食習慣信息，自然氣候條件信息、泥土和孕育的植物信息等，也能傳遞這里居民的生活習慣信息。氣味能讓人們更加熱愛和依戀自己的家鄉。嗅覺是最靈敏也是具有長久記憶的感知類型，因此，嗅覺指向的城市設計將會開啟令城市戶外空間設計煥然一新的大門。每年的3月15日—4月15日，正是日本櫻花最繁茂最美麗的時節，故被定為櫻花節，在京都、奈良等城市，櫻花吸引著全世界的游客。節日期間，各大公園和景區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游客們看櫻花，賞櫻花，與櫻花合影，處處洋溢著歡聲笑語，人們除了賞花之外，整個城市空間也沉浸在淡淡的櫻花的清香之中，這段時間可稱得上是視覺與嗅覺的盛會。
不恰當的城市功能布局會帶給城市居民大量消極的嗅覺感知體驗，包括來自工廠區排放的污染物，例如化工廠周邊濃烈的化學原料氣味、街道上彌漫著的汽車尾氣或者因城市基礎設施不完善而沿街堆放的垃圾的臭味、惡劣的氣候環境如中國北方城市出現的沙塵暴天氣以及肆虐中國各大城市的灰霾天氣等，這些消極的嗅覺感知涉及到區域、城市、場地等不同空間尺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嚴重影響。
四、觸覺感知尺度
觸覺是指分布于全身皮膚上的神經細胞接受來自外界的溫度、濕度、壓力、振動等方面的感覺。用觸覺去感知城市是人與城市對話的一種不可忽視的途徑。觸覺是身體尺度的感知，人們通過觸覺去保護自身安全，并通過觸覺去分辨事物的趣味性強弱。觸覺感知的距離非常有限，指人體的皮膚、能觸碰到的范圍，即大致在1-2m范圍內。但是，只要人們身處戶外，甚至站立于窗前、陽臺的時候，人的皮膚和外界環境的接觸無不存在。
觸覺感知依據人在環境中的能動性可分為主動的觸覺感知和被動的觸覺感知。主動的觸覺感知指人們用手、腳及身體的其他部位去觸碰環境中的物質，以獲取環境信息、愉悅身體的行為，而被動的觸覺感知則指人們的身體及皮膚接觸大的自然氣候環境的行為，大的自然環境不由人來控制。觸覺感知的發生雖然是身體尺度的活動，但因為觸覺感知內容的不同而存在較大的尺度差異。城市空間的觸覺感知機會多少更多在于那些引起人們觸碰意識或者興趣的空間環境要素的多少和位置，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觸覺感知尺度。觸覺感知可依據分布范圍分為自然氣候類和具體物質類，例如和煦的微風、溫暖的陽光、綿綿的細雨、紛飛的雪花等是屬于美好感知的地域性自然氣候現象，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季節，城市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位于亞熱帶氣候區的中國深圳市，人們上街手撐遮陽傘以躲避夏季烈日的炙烤，而北歐城市馬爾默，屬于海洋性溫帶氣候，人們卻喜歡躺在草坪上享受著夏季舒適的日光浴。城市所處區域的大氣候難以改變，例如刺骨的寒風、如火的驕陽，城市空間如何去避免這些不利的天氣因素對城市戶外生活的影響，進而增加愉悅的感知機會，創造舒適的戶外微氣候環境是城市設計師、景觀設計師必須考慮的問題。溫暖的陽光角落、清涼的林蔭樹下則是在小范圍內緩和及避免以上特殊氣候干擾的優質空間。
風與陽光是人感知氣候環境的主要自然要素。市民對于風和陽光的感知主要由城市所處地區的大的自然氣候環境條件來決定。但是在城市建成區，由于建構筑物、鋪地材料、植物種植等物質空間元素的影響，城市戶外空間往往形成各自特征各異的微氣候環境，這些空間尤其從風及溫度方面對大的氣候環境進行調節，以形成令人感覺舒適的觸覺感知環境。例如冬季紐約市曼哈頓高層建筑區的廣場上以及北京市高層住宅小區內，市民追逐著陽光區域開展活動，相反，在夏季，人們則跟隨著建筑或大樹所提供的陰影區而移動。在亞熱帶氣候區的城市如中國深圳，一年四季城市居民都喜歡生活在林下空間，在這里，林下空間的多少大致決定了人們喜歡的戶外場所的范圍大小。與陽光所定義的空間環境不同，風環境在城市中的形成與地形的高低起伏及建筑物的空間組合形態密切相關。在城市內的高地區域，風力更大，人們對風的感知更強烈。而在相對低凹的區域，例如下沉的廣場、地勢較低的河道區域，人的身體對風的感知則相對較弱。不過，風不總是帶給我們消極感知，夏日傍晚戶外的一絲涼風佛面、草原上在風的吹佛下身體和牧草一起擺動，這些往往是我們渴望去體驗的。
休息座椅造型獨特，人們可采取形形式式的令自己感覺舒適、輕松的姿勢使用著這些座椅（法國巴黎市雪鐵龍公園）。
從建筑尺度來看，點式高層建筑與圍合式布局的建筑群是通過建筑改變空間風環境的兩個典型例子。前者由于阻擋了主要風向的流動，在風和高層建筑碰撞時，一部分風越過高層頂部和側邊，流向建筑后部，另外一部分風則向下流動，風速較快的下沖風，同時形成迎風面渦流區，對地面人行高度處的風環境產生較強影響。因此，在高層建筑物首層周圍，往往形成不適宜人們停留的風環境。與之相反，圍合式布局的建筑群則在院落內部形成了舒適的風環境。
巴黎拉德芳斯至凱旋門的軸線，全長約4.7公里，至前方的地鐵入口270米，步行者及自行車使用者對該軸線空間有優先使用權，他們在此空間內的方向感也比駕車者更加清晰。
在日常生活的城市戶外空間，多數情況下觸覺感知環境因距離的限制集中在場地尺度。例如鋪地、座椅的材料、樹干的肌理、花草葉子及花瓣的質感、商店弧形門把手的構造、被人們頻繁觸摸而發光的銅質雕塑等。觸覺感知類型因為可接觸物質的不同而豐富多樣，也因人體觸碰部位的不同而不同。觸碰行為有的是必要的、無意識的行為，有的則是有意識的、可獲得舒適和愉悅感的觸碰。由于主動的觸覺感知需要身體的參與，如同建筑設計中需要學習人體工學知識一樣，了解人的胳臂、腿部及腳部這些經常參與觸覺感知的身體部位的尺寸大小及其所能涉及的范圍是創造戶外空間良好的觸覺感知的基礎信息。不同的群體如兒童與成年人，其觸覺感知范圍存在差異。例如，一個1.7m高的成年人伸開手臂可以夠著街旁墻壁上安裝的2米高的聽筒裝置，但這個高度對于一位1m高的兒童則是不可能觸及的。人的腳部大小普遍在30cm以內，當地面鋪地石材的單元尺寸大于腳的尺寸很多且表面被切割的非常平整的時候，地面材質的肌理則很難被感知到。因此，了解人體尺度信息，在城市空間中營造更多的、吸引有意識的觸覺感知機會是城市設計師及景觀設計師面臨的必要任務之一，也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間。
五、方位感知尺度
城市空間的復雜性使得方位感在城市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已有研究也較多，最著名的莫屬凱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論。人在城市空間中獲得的方位感實際上不只是來自視覺感知，它是聽覺及嗅覺等感知信息綜合作用的結果。教堂的鐘聲、火車的鳴笛聲、體育場里的吶喊聲、海的氣味等同樣具有指向功能。
在考慮引導健康、低碳出行及鼓勵戶外生活的目標下，在此以步行者及自行車使用者為主來闡述城市空間的方位感知。城市的方位感知依據范圍大小可劃分為城市尺度及場地尺度，各尺度依賴于不同的感知媒介體系。凱文·林奇對城市意象中物質形態研究的內容歸納為五種元素——道路、邊界、區域、節點和標志物，揭示了人們在城市空間中明確方位的規律。例如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站立于拉德芳斯大門前的廣場上，沿著香榭麗舍大街望去，前方4.7km處的凱旋門清晰可見，也可以順著該條世界聞名的大街步行或騎車前往凱旋門，或去往大街兩側的城市街區，這些著名的大街及標志性建筑物不但為駕車者也為非機動車使用者提供了指向幫助，它們共同構成城市主要的指向系統。不過，現代城市在城市尺度擁有為步行和騎車者服務的城市意象系統的優秀案例還很缺乏。相反，在以步行、馬車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城市，城市空間的整體性總是很強，教堂、寺廟、市政建筑、廣場、城墻及城門等構成了清晰且強大的城市意象系統。高度密集的建設區域與廣場及城外形成強烈對比，城市空間肌理與結構強化了地標建筑、廣場等節點以及作為邊界的城墻的標識作用。在來自鐘樓、鐘塔的敲鐘聲的協助下，整個城市空間被賦予結構清晰、方向明確的特質。古羅馬的競技場、凱旋門、方尖碑以及中世紀城市里高聳的教堂、大大小小的廣場上的紀念雕塑等地標建筑在城市空間中起著主要的指向作用。建設于中世紀的意大利城市錫耶納，位于市中心坎波廣場上的鐘塔、錫耶納主教堂以及保留完好的城墻結合起來為城市確立了一個清晰、強大的空間指向系統，在地形的協助下，無論你身處何地，都會很快定位自己在整座城市中的方位。和其它中世紀城鎮空間類似，在自由、曲折的街道空間層面，人們普遍會很快“迷路”，但事實上，步行很短距離之后，就會發現教堂、廣場、城墻等城市尺度的地標和節點，再次找到正確方向，因此，這里所產生的“迷路”只是暫時現象，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迷失?？膊◤V場堪稱經典案例，廣場依上坡地形而造，紅磚鋪裝，整個城市圍繞著它而存在。穿梭于錫耶納迷宮一般的巷落之間，常常會短時難辨方向，但也不必慌亂，只需要順著腳下的灰黑色石板路行走，如溪流一般，任何一條小巷在高聳的鐘塔的協助下都終將把你帶到坎波廣場的懷抱。
巴黎圣母院教堂的敲鐘聲可傳播數公里遠，鐘聲引導方向，幫助人們在城區定位，是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元素，每逢整點，教堂的鐘聲主導了繁忙的城市景觀（法國巴黎市）。
城市地標、節點等城市空間要素的指向作用是多重的、跨尺度的。這些要素不僅在城市尺度上幫助人們定位，引導人們在城市內穿行，同時它們也在其所處的小區域內幫助人們指引方向。例如埃菲爾鐵塔不僅僅是巴黎整個城市的地標，也是巴黎城西第七區的地標，同時是戰神廣場周邊街區的地標，鐵塔在多個尺度上幫助人們定位。另外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即位于黑森林南部的德國城市弗萊堡，該城市老城區有一條水渠蜿蜒流經老城區的大街小巷，該水渠始建于13世紀，當時以供水和消防功能為主，后來在交通及污染等問題的困擾之下，于19世紀被加蓋鐵板掩藏，直至1945年被市長沃爾夫岡·霍夫曼（Wolfgang Hoffmann）重視并進行改造更新，如今這條綿延9km長的小水渠竟成為弗萊堡最著名的城市地標，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并非依賴奇特的形式和巨大的體量取勝的地標之一，它的服務對象限于步行和騎車者，被兒童和旅游者所鐘愛。沿該水渠行走或騎車，人們腦海里會浮現出一張弗萊堡市區的地圖，人們很容易明確自己在城市中所處的位置。
與古代城市相比，現代城市規模普遍較大。近些年來，在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危機和環境問題的責任之下，城市空間設計在逐步引導人們更多地進行短距離出行，交通方式鼓勵選擇步行和自行車，而城市尺度甚至更遠距離的出行則趨向于采用地鐵、輕軌等軌道交通方式。這意味著人們在城市空間內的方位感知需求發生了很大變化，對于市民來說，軌道站點周邊的社區、街區等場地尺度的空間定位成為最主要的需求。以現代城市較為普遍的公共交通方式地鐵為例，據統計，世界地鐵站間距平均為1128m，超過500萬人口的發達城市的地鐵站平均間距為 1005m。關于地鐵平均站間距離，有兩種建設思路，一種是小站間距，平均為1km左右，另一種是大站間距，平均為1.6km左右。巴黎市區地鐵站點的間距較小，平均在700m左右，香港地鐵平均站距為1.05km，莫斯科地鐵的平均站間距為1.7km，北京、上海等中國大陸城市市區地鐵站間距大多在1-1.5km左右[9]。如果就距離進行比較的話，現代城市地鐵間距和許多古希臘和中世紀城市從市中心廣場到城市邊緣的距離相似甚至更大。這在一方面提示我們關注1-1.5km范圍內城市空間的指向性設計，在另一方面則提示我們可以汲取古代城市在步行指向性方面的建設經驗，重視在公共交通站點之間建設為步行和騎車者服務的城市意象系統。
從街區尺度甚至更小的生活空間尺度來看人的方位感知，還需要另外一套指向體系，例如在鄰里的小街道上，街頭的一處雕塑、經常光臨的面包店甚至一個特殊的建筑入口、商店櫥窗的宣傳畫、建筑立面材料等細節都在日常生活尺度上發揮著指向作用。
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方位感知的媒介也在發生著變化。現代主義的“城市是居住的機器”理論將人在城市生活的方位感知媒介簡化為依靠阿拉伯數字或字母來排序標號，這套系統邏輯上是非常清晰的，但它與人對環境的感知過程和特征不符。雖然掌握數字大小和字母排序的規律是基本常識，但許多人依然常走錯“標號明確”的宿舍、居住區單元樓和辦公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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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錢七虎,2001.俄羅斯地鐵建設考察[J].地下空間,21(4):241-254.（續完）
海鷗的叫聲主導了整個海港安靜但充滿生命的空間氛圍，從通向海港大約100米遠的街道上即可聽見，影響范圍可達街區之外。海鷗的叫聲成為海港周圍城市空間的主要環境構成元素（瑞典斯德哥爾摩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