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經歷了20年的實踐,陸港之間經歷了“蜜月期”的相濡以沫與“青春期”的放縱不羈。“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構想,50年不變的承諾,希望留給被殖民155年的香港以充足的“去殖”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有不少摩擦。
從大的方面說,在社會主義國家轄下存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特區,在政體上就存在差異,需要無比的包容。而從小的方面說,內地的大陸法系與香港的英美法系,在具體處理很多行政事務時也有不同的習慣。對香港的前景,不同人看到不同維度,于是也開出了不同藥方。而唯一注定的是,生活在香港的700多萬市民,要共同承受所有藥方帶來的結果。
香港是商業社會,商人的本質是求和氣生財,不喜惹事生非。可是近年來,香港從立法會到街頭,竟然時常發生沖突,社會撕裂。這些沖突,有政治方面,也有文化方面。而眾所周知,政治和文化,只是社會深層次問題的表征。所以要回答香港何以如此,或許需要從歷史、經濟、教育三個面向尋找答案。
第一、香港問題的大背景是歷史問題,香港被殖民155年,回歸才20年,“去殖”任重道遠,卻又不可操之過急。
香港近年的種種沖突,都要放在155年的殖民歷史中去考察。了解香港歷史,是解決香港問題的基礎。香港的歷史復雜,所以問題也復雜。例如港島、九龍與新界,前二者是割讓,后者是租借,所以港英時代的管治手法就區別對待,本身就遺留了大量土地、法律等等問題。如果把香港想象成鐵板一塊,搞“一刀切”式的改革,恐怕會引起不小副作用。而同時,香港的種種歷史遺留問題又不得不著手解決。例如新界的“丁權”政策,已構成香港土地供應的巨大阻力之一。早日解決此類問題,香港的內生性矛盾才能緩解一些。
第二、香港問題的重中之重是經濟問題,而經濟問題的重中之重是資源分配問題,至于資源分配問題的重中之重則是樓價問題。
特區政府統計處《2016中期人口統計》顯示,香港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為2.49萬港幣。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最新公布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顯示,香港樓價中位數為542.2萬港幣。換言之,一個香港家庭約需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買得起樓。而所謂買得起樓,也不是如內地那樣100多平米的樓。500多萬港幣在香港,大約只能買到5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沉重的經濟負擔壓得香港人喘不過氣來,而無論怎樣發揚刻苦努力、攜手并進的“獅子山精神”似乎都無法改變現狀。所以,一些香港人漸漸開始尋找香港社會病癥的其他解釋與宣泄途徑,所謂“泛政治化”遂呼之欲出且越來越有獲得共鳴。
第三、年輕人是社會的未來,所以青年工作尤其重要,而教育又是青年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但香港的教育存在巨大的問題。
2000年,香港教育統籌局(2007年更名教育局)宣布取消中國歷史為必修課,香港社會各界至今依舊對這一決策表示非常不解。如今十幾年過去,當初的一紙命令所導致的嚴重后果,令人觸目驚心。沒有了歷史教育,香港年輕人本來就不濃的家國意識變得更加淡薄。而今天走上街頭的香港年輕人,正是在中國歷史缺課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香港年輕人眼中的中國,是個不完整的中國。沒有了歷史傳承,香港年輕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是誰,但他們卻知道自己不想成為什么樣的華人。面對排山倒海的負面新聞,本能反應就是忙著做切割。因此,香港年輕人的離心力就非常容易解釋了。如果無法在歷史上給自己安放一個位置,那么剩下的唯有排斥。
綜上所述,“去殖”是個多方位、多維度的綜合性任務,需要從多角度切入才能達成目標。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中央政府已表態,“一國兩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一國兩制”包含兩道底線:第一,“一國”的底線不能破,不允許分裂主義抬頭;第二,“兩制”的底線不能破,不允許“兩制”以任何形式變成“一制”。內地和香港,既要相互融合、彼此溝通,又要在底線問題上“井水不犯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