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底端業態,疏解城市市區人口壓力,各種雞毛小店正在紛紛關閉、拆除,讓北京大量的臨街小區正變得“干凈”。
來北京開了七年小吃店的大侄子因為店面面積達不到50平米的標準,也在清理之列,因此營業執照年審不再審批,盡管加上日益繁忙的外賣,效益頗為不錯,也只能關門大吉。侄子倒是很能吃苦,買一輛電動車改送快遞,雖然也是辛苦活,但卻比開小吃店早七點起床晚十二點打烊自由一些,月收入也有萬把塊……離京回鄉務工幾無可能,務農于他而言根本不在思考之列,盡管戶口上他依然是實實在在的農民。
盡管霧霾、交通擁堵、小孩入學難等等城市病天天有人吐槽,北京不斷飆升的房價卻直白傳遞出這座城市無可匹敵的誘惑力。同樣戲碼也在其他一線、二線乃至三四線城市上演,今年不少城市的房價再次陷入打雞血般的亢奮,直至引來一波又一波的調控政策。這些橋段周而復始,反證城鎮化的進程正以不可逆的姿態碾壓有力與無力的抗拒與吶喊。
畢竟,有什么力量可以遏制人們向往美好的生活?既不可能,也不人道。
就此而言,城鎮化對鄉村的衰敗不過是加速器,并不是原因。
而鄉村的衰敗不僅體現在建筑、民居之類的物質層面上,更是體現在傳統的傳承上。
筆者的家鄉是位于桂西壯族聚居區一個只有20來戶的小村屯。今年夏天回鄉省親,發現曾經留存在親屬稱謂習俗中堪稱人類學活化石的案例正在湮滅在村屯的衰落中。
小村的真正歷史并不長,約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我爺爺和奶奶因為原居住村落水源不好乃搬遷而至,成為這個小屯的第一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由于避難、土改等等各種原因,陸陸續續又有其他民戶從四面八方遷來,沿著我家老宅周圍搭房落戶,慢慢就變成了一個小村落。
小村雖然只有二十戶,卻有趙、覃、李、向四姓,其中趙姓雖占11戶,但并非同宗同源,而是分別來自遙遠的互不相干的五個家族,四戶覃姓中有三家也是來源于沒有淵源關系的宗族。
或許是來源復雜,這個小村的親屬稱謂既保留當地壯族的一般稱謂,如父親稱“波”,母親稱“依”,爺爺稱“公”,奶奶稱“呣”,哥哥、姐姐稱“貝”,弟弟、妹妹稱“儂”,但也有受城鎮和漢族地區的影響借用漢族稱謂,稱父親為“爸”,稱母親為“媽”,稱姐姐為“姐”。
但有一覃姓和一趙姓人家在父母的稱謂上卻迥然不同。他們兩家分別從偏僻的村寨遷來的,覃家人稱他們的老父親為“貝”;而那戶趙姓人家卻稱自己的母親為“姐”,也就是說這兩家人分別把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稱為哥哥、姐姐。小時候雖然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解其意,常常在小伙伴打鬧中拿這些稱呼嘲弄這兩家人的子弟。但這兩家大人們并不以為意,一直這么稱呼。據村里的老人講,兩家人的原住地家鄉都是這般稱呼自己的父母的。
直到后來筆者上大學之后,才意識到這是原始社會氏族制度長期存在而在壯族地區保留的殘余現象。在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同一氏族的女子互稱姐妹,同一氏族的男子都互稱兄弟,從摩爾根的社會進化論看來這當然不足為奇。但在似乎很遙遠的傳統活化石就這樣存在于自己的身邊還是令筆者驚奇不已。為此曾想有機會沿著他們兩家的家譜(如果有的話)做一追溯調研,或許會是很有趣的課題。
然而,今年暑期回鄉探親,全屯所有老瓦房均已蕩然無存,全都換成了兩三層水泥或者磚樓。那兩家的老人早在四五年前逝去,兒孫輩均到廣東打工,有的女孩甚至嫁到湖北,他們的老宅除了每年三月初三回鄉祭祖有幾天會冒煙外,一年四季空空如也。要想遇到他們家人已經很難,而找到能夠說清楚他們家族來源的人恐怕已經不可能了。屯里不會再有人稱呼自己的父親、母親為“貝”、“姐”,年輕人甚至不知道屯里曾有過這樣的稱謂。
正在逝去的不僅是風景,還有堪稱活化石的傳統。
當然,這不過是大風吹過落葉盡,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