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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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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啟臻：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我出生在北京房山張坊鎮的大峪溝村，父親是農村小學教師，母親是全職的家庭婦女。小的時候，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缺衣少食，但在一個純粹的、善良的、和諧的鄉村長大，養成了我淳樸的性格和堅持實事求是的品格。
1974年高中畢業后，我當了四年的農民。上午畢業回鄉，下午就被社員們推選為生產隊長。當時，人們生活在非常貧困的狀態，我們生產隊干一天活只有幾毛錢的收入，有的生產隊甚至只有幾分錢的收入。那時候，大家都在探索，怎樣才能讓人們吃飽肚子。我作為生產隊長，也是這樣，總想著如何帶領農民擺脫貧困，當時的擺脫貧困就是能吃飽肚子，雖然衣服沒得穿、房子住的也十分簡陋，但這些在挨餓面前似乎都是第二位的。所以，我很理解當時小崗村的農民為什么會按手印包產到戶。那是一個極左的時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可挨餓，也不能搞資本主義，誰搞資本主義，就要進監獄，甚至被殺頭的危險。現在有人懷念那個年代，在我看來，那個時代有一個好處，就是大家身材很苗條，不用費心思減肥。
其實，每個老百姓心里都明白，只要把地分到自己名下，就能吃飽肚子，就能夠多產糧食；只要大家都攪和在一起，就是挨餓。那個時候，因為不敢包產到戶，害怕被抓，我們想方設法地變通，悄悄地搞了包產到組。我們生產隊只有30多戶，每六戶分成一組。每組自己決定怎么干，高產了，給國家交完公糧，生產隊留完提留，剩下的大家就自己分。小崗村那個時候也是這樣：“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只要做稍許這樣的改革，農民便爆發出空前的勞動積極性。可惜的是，很快這種舉動就讓人民公社知道了，剛剛開始的嘗試，一個生長季都沒下來，不得不終止了。然后，大家還是像以前一樣，集體一起干，還是吃不飽。直到1983年北京市實行了家庭承包，農民才吃飽肚子。當時我已經是大學畢業生了。
由于當時嚴格的二元體制下，農民是不允許流動的，只能被束縛在土地上。盡管作為北京郊區的農民離北京很近，想來北京看看也是奢望，很多人活了八十多歲也沒來過北京。1978年恢復高考，我才有機會考大學，進入城市。雖然我就在北京郊區，但村里絕大部分人都沒來過北京。
那個時候，要來北京，外地人需要有縣級人民政府介紹信，要有全國通用糧票，才能夠離開本地到外地去，農民沒有這些，哪兒也去不了，完全束縛在土地上。而農村生活又太苦了，沒有電，沒有洗澡水，吃不飽，出行困難，也沒見過世面，所以，對于每一個農民來說，都想離開農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城市的那種繁華、便利，對我們所有人都太有吸引力了。我們那代人，誰逃離了農村，都是最幸福的，夢寐以求的事情，哪怕進城做清潔工、建筑工、火葬場工人，都是被村里人羨慕的。
盡管當時的城市條件也十分有限，和農村相比也是天堂了。我剛參加工作時，住在簡易的防震棚，家人來北京看我住的防震棚，說還不如回農村，在農村可以蓋個大房子。但那個時候，有了鐵飯碗，有了糧票，社會地位也不同了，由一個農村人變成了城市人，還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個物質短缺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但鄉村和城市差別依然存在。城市，永遠都會對年輕人構成吸引力，全世界的年輕人大都向往城市，這是一個普遍規律。但是必須看到，鄉村不會因為城市的繁榮和對鄉村人的引力而消失，因為鄉村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功能。當城鎮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城鄉會達到一定平衡，像歐洲那樣，鄉村可能比城市還舒適。最近有句話“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鄉村讓城市更向往”，反映了未來城市和鄉村的關系。
像我這樣，當過農民，學習的是農業，大學畢業后一直從事的是農業和鄉村問題研究的人可能不多。但是農民的經歷和鄉村的生活實踐，使我對鄉村有著特殊的感情，并沒有因為在鄉村出太多的苦而嫌棄鄉村，而是把鄉村的印記鑲嵌在了骨子里，把鄉愁融進了血液中。因此，總想著為中國的鄉村、中國的農民和農業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這可能就是我們這些人的社會責任和鄉土情懷。這也是我這么多年堅持思考“三農”問題的原因之一。河北農大教授李保國，也是上世紀50年代的人，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區，為山區群眾脫貧致富嘔心瀝血，奔波忙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贏得了百姓的由衷愛戴。中央號召向他學習，中央電視臺為他做節目，主持人采訪我，問為什么李保國會有這種精神？我說，我們這代人都有這種精神，充滿著社會責任感，有很強的事業心，都想為老百姓做點兒事情。我們學者沒有權力、沒有資金，甚至也沒有李保國那樣的實用技術。我們這些社會學者憑著一顆赤誠的心，努力在現實和實踐中發現問題、尋找規律，為鄉村發展、為農民的利益、為農業的健康發展提供我們的智力支持。作為學者，我是崇尚講實話的。有人說，現在很多學者不敢講實話，其實不是學者不敢講實話，講實話、反映真問題是學者的天性，但是有些學者實在是不知道哪些是實話。因此，要講實話首先就要知道什么叫實話，所以，探討事物自身規律，成了我們的追求。李保國就是這樣，他是研究果樹生長的，每天在山上和果樹打交道，對果樹生長規律了如指掌。他對當地果農說，聽我的沒錯，不聽我的就倒霉。他之所以敢說這種話，有這個底氣，就是因為他掌握了規律。我們研究社會問題，研究三農問題也必須掌握規律，有這樣的說實話的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