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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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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城市化委員會鄉村建設專委會主任
城鄉一體化的主要目標是，農民平均收入接近甚至超過城市居民；城鄉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無差異；基本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流動主要受市場原則支配。實現這些目標不能依靠擴大存量轉移支付，而應通過經濟增長實現增量調整。
中國經濟增長是解放生產力的需要，也是人的解放的需要。從現實經濟結構看，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且必須以城市化引領城鄉一體化發展。在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已經奠定以后，城市的布局、城市規模的等級梯度以及城市功能的增量調整，要將農村現代化作為首要約束條件，惟其如此，中國的城市化才能體現人本主義原則要求。
一、為什么要在持續增長中實現城鄉一體化？
中國糧食吃不完、房子賣不動、每年銷售新車2000萬輛，其他各種耐用消費品也高度普及，好像進入了后工業時代。這種背景下，有人對農業增長與農村發展趨勢提出疑慮。要那么高的農業效率干什么？提高農業競爭力有何意義？每一戶農民種幾畝地，大家相聚而居，領受“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樂趣，豈不快哉！這種農業雖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個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盡求簡樸，人們獨享花落山空，不求綠肥紅瘦，農業低效也就不是問題了。還有人憂心“空心村“的出現，主張不能動搖農民的村落聚集形態，甚至贊美舊時代的農村“鄉紳治理”。
農民比城里人窮怎么辦？有人認為總有農民“安貧樂道”，愿意過簡樸的生活。還有人則主張通過多征稅、增大“城市反哺農村”規模來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持這種理念的朋友多不贊成城市化，不贊成農業規模經營。這其實是一種“零增長理論”的翻版，屬浪漫主義農業觀。這種觀念需要清理。
“吃飯一斤糧，睡覺一張床”是前工業化的消費理念，如果堅守這種陳舊理念，工業革命就不需要了，經濟增長也基本不需要了。這種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對歷史錯誤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腳之力謀得溫飽，殊非易事。歷史上，人類曾長期跟隨在猛獸后頭啃它們吃剩下的獵物骨頭，不小心自己做了猛獸獵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現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證實。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后，使得人們有了預測未來的能力，但多數人的貧窮仍是常態。依靠傳統農業耕作方法，一個“五口百畝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資源方可以有一個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種好這些土地，不違農時，生產出糧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艱辛的事情。多數農戶達不到這個水平。男耕女織的妙曼，是文人想象出來的。因資源高度緊張，又沒有多少剩余產品可支撐交換體系生成，人們的平等意識是不會有的，窮人對富人，特別是對所謂鄉紳，普遍處于依附狀態，社會的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區別十分模糊，窮人無隱私，也無自由空間。
只有當代物質文明才有可能改變窮人對“鄉紳“依附的命運。以專業化和迂回生產為基礎的大規模社會分工的出現，是一次對人的重大解放。人們的交際需求不再和物質利益的滿足直接捆綁在一起，使人們有了對交際的自由選擇權。由這里開始了私權與公權的分離。私權用于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與性情關聯。公權可能只用來處理公共事務，只有對公共事務有偏好的人們會更多地進入公共領域。有了這樣一個公私兩域的分離，窮人至多在公共領域服從可能由富人主導下建立的公共規則。如果在公共領域建立競爭性機制，公共規則也就可能避免剝奪性質。
所謂村莊的“溫馨、和諧”，是任何熟人社會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樣可以有熟人社會，而且，熟人社會在城市會出現多元化，不同類型的熟人社會有了相對清楚的邊界，不再交織在一起，也不會讓一個或幾個領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人們有了選擇的自由空間。熟人社會一旦與基本生存資料的分配切割開來，其維系會依靠其他幾種基本要素，如家族關系、共同興趣、同學關系以及鄰里關系等，由此變得相對簡單。這是廣大農民，特別是廣大農村年輕人，尤其是農村女青年，義無反顧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誠然，中國的城市，尤其是新興城區，由于土地規劃的錯誤，造成城市的熟人社會難以形成，形成極不合理的居住形態，但這不是城市化的錯，而是城市歸還管理制度的錯。
中國農民要改變命運，必須拋棄“零增長”理念，支持經濟繼續快速增長，并推動城鄉消費的繼續擴大。龐大的以耐用消費品為核心的制造業體系形成以后，必須輔之以新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其要點，一是擴大居住消費（不是高價買房）與出行消費，釋放居民對保護隱私與增進自由需求。對獨棟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點選擇傾向、對轎車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勵的消費意愿。為此要大力發展以獨棟房屋為主的住宅區，鼓勵購買家庭轎車。二是放手發育城市型熟人社會，形成攀比型消費模式。現代社會的消費支出中攀比型消費的比重越來越大，若反對這個，經濟增長就沒有了動力。要降低多層共用樓房在房屋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獨棟房屋的比例。
歐美國家在自己的經濟成長歷程中沒有掉進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種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順應城市化規律，開辟了攀比型消費空間，并有財產權制度給予支撐。
從表1可以看出，美國家庭支出結構中，住房（包括房租或住房維護裝修等，不是買房支出）竟占到支出總額的30%以上。如果沒有財產權保障，沒有高品質的居住條件，沒有住房的可維護性，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的居民能年復一年地將30%的收入花在住房上。中國人購買單元樓房是一次性投資，此后很少發生住房維護支出，最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種“社區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樣地，沒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徑，也很難想象能產生17%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帶來農業規模經營的條件，使農產品成本得以降低，使美國人的恩格爾系數能夠降低到12.6%！這種支出結構是美國保持消費力與經濟活力的基礎，也是美國做世界老大的的重要基礎。如果美國人聽從幾十年前興起的“零增長經濟理論”，以國家干預來束縛美國人的消費，很難想象美國能發展到這個程度。中國要趕上美國，必須堅定地推進城市化，大幅度減少農村人口，讓中國大部分家庭擁有“接地氣”的住房財產，并以廉價食品鼓舞消費信心。
二、為什么要通過城市化引領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看起來要把重心放在解決農村落后問題上，但如果沒有城市擴張，農村注定難獲得發展。
中國資源配置調整的根本特點是，在城市比農村更缺乏廉價勞動力的信號的引導下，農村廉價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這是中國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因素。最近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得益于城鎮化，未來還要借城市化之力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城鎮化是中國轉型時期經濟增長的引擎。城鎮化的根本目標是國家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實現現代化。這件事做好了有利于中國現代化轉型，若出了偏差將延誤發展，造成浪費。
城市化是市場和專業分工相互促進的結果。從業者聚集到城市里從事經濟活動，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辦法。鑒于中國不可能在300萬個自然村的基礎上構造出一個現代社會分工系統，由此，我們必須在推進城市化的基礎上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而不是在保留龐大農村人口的基礎上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政府花錢建設“新農村”，讓農民樂意留在農村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決不是讓更多的農民留在農村。
現代農業產業鏈最重要環節的技術進步，是依托城市實現的。其實在現代農業經濟中，技術與資本對農業產出的貢獻要遠遠超出土地與勞動的貢獻。二戰以后，世界農業總產出增長數倍，而土地基本沒有增加，農業勞動力更是大幅度減少，這說明，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來自技術與資本。這種結果表現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價格的相對下降。對農業做出巨大貢獻的種子培育、肥料研發和生產、農業設備研究開發制造都依托城市完成。
在土地市場比較健全的國家，地價比我們想象的要低了許多。筆者走訪波蘭時，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價情況。1公頃較差農地約4000歐元，合每畝人民幣2700元；而較好的農地則合每畝人民幣1.4萬元。農村地區由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也不貴，算下來每畝約13萬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們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價高昂。其實不然。東京郊區1畝農地可賣到40萬元人民幣，考慮到日本農產品價格極其高昂，這個地價也不過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體與國際價格相當。在北海道，一般的農地每畝合人民幣約3000元，而牧業用地甚至可以無償使用。
農業輪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農業生產可持續發展，所以，農地數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農業經濟成長的根本出路，是用資本替代勞動，因此，我們不必哀嘆什么“空心村”越來越多，不必歡呼地租率與地價的提高。
三、為什么要以農村現代化約束城市化？
城鄉一體化主要是指城鄉要素市場在城鄉之間實現統一，即除去涉及重要的社會公共利益而允許政府某種最低限度的干預之外，應打破現有土地、資本與勞動諸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壁壘，最大限度地實現市場對要素流動的決定性作用。在經濟指標上，如果實現了城鄉一體化，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基本相等，恩格爾系數達到0.25，城市化率達到75%。
城市的產生與戰爭及貿易有關。工業革命以后，城市又成為工業增長的條件。人們所忽視的是，農業對城市布局也有影響。距離城市較近的區域，農業發展水平更高。
未來一個時期，中國人口布局還會變化，但變化速率的拐點，可能有幾個關鍵因素起作用。關照太多因素不見得有利于判斷。以下幾方面的因素對人口布局的影響可能很值得討論。
第一，現有城市分布及規模情況。現有城市結構不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但目前這個結構會對未來城市的發展有重要影響。中國的城市化率不斷提高，的確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的大事。城市化必然伴隨經濟活動的專業化與經濟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于是，中國成了世界的工業品主要供應國。中國的經濟總量與人均收入都大幅度提高，國力增強，也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但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重大缺陷是它脫離了農業發展的需要，有利于工商業的大城市成長迅猛，而農業進步所需要的小城市發展不景氣。我們不可能將現有城市格局推翻，但今后的增量調整中要重視小城市的發展。
第二，中國農民流動到使留在農村的專業農戶與城市居民收入比較一致，是最重要的因素。按我們的測算，估計全國專業農戶達至約3000萬時是一個節點，在這個時點之后，大體能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基本相等。
第三，從公共服務、交通結構、信息交換等方面來看，平均約每1200平方公里需要有一個城市。中國大陸約400萬平方公里適合人類居住（地理學家認定的面積更小一些，約300萬平方公里）或難免較多人居住（胡煥庸線以東的面積），并有條件發展有競爭力的農業。考慮到農村道路以及公車服務的時間問題，每1200平方公里至少一座城市會有利于農業發展，這樣，中國至少需要3300多座城市。
第四，逆城市化人口。從中國農民已經脫離農業生產以后仍然大量居住在鄉村的情形來說，由歷史因素決定的逆城市化人口已經有一個龐大的人口。把接近農區居住的非農業人口作為逆城市化人口，考慮到一系列因素，估計我國未來非農業人口居住在鄉村區域的規模為專業農戶的的二倍左右時，會有一個穩定狀態，即達到6000萬戶左右。
第五，教育及學校設置因素。農村學校的設置對于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貧困的代際繼承，具有關鍵意義。考慮這個因素，在我國絕大部分農村地區，需要高標準建設3萬所小學校，使得農村居民在擁有轎車的情況下，十分鐘內到達學校。這也意味著農村農村地區至少需要大的居民點3萬個，其余是更小的專業農戶居住點。
根據以上假設及推論，大體可以勾畫未來相對穩定的一個人口及城市布局。
以上總人口15億，估計是我國在一定時期里比較穩定的一個人口規模。
如果有以上這樣一個人口及城市布局，中國農業會比較好，農村教育會比較好，有利于農業現代化與社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