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顧問:朱啟臻
人物簡介: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任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等職。現任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研究方向:農民問題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現代農業與家庭農場;農村價值與新農村建設等。
主要成就: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先后主持國家和省部級有關“三農”研究課題30多項,發表論文和調查報告100余篇,出版教材和學術著作40多部。特別是對農業社會學、農村社會學、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文化、農民組織與農民教育等領域取得豐厚成果,為決策部門和實踐部門提供依據。
提問1: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小崗村時說,今天我們的主線還是要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請問,您如何解讀和看待農民和土地的關系?
朱啟臻:改革開放至今,中央一直在強調家庭經營的重要性和采取措施穩定家庭經營制度。從確立以家庭經營為主的經營體制,寫進憲法,到不斷表明我們的土地政策30年以后不變,一百年后也沒必要變,再到提出長久不變,都表明,我們要穩定農村的承包關系。只有穩定的土地關系,農民才有穩定的投入和收益預期,才能在土地上長期投入。只有長期的穩定,農民才會主動地保護耕地。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家庭經營是當時特定環境下的權宜之計,現在暴露出很多問題,應該結束農戶經營,走集體化的道路。這種聲音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中央政策的執行。比如,中央提出的土地確權,本來要求確權確地,個別地方卻對確權確利感興趣,對把農戶承包的土地創新收回集體感興趣。還提出了股份制、讓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獲得財產收入,采用招標的辦法一年一承包,讓農民分紅。諸如此類,都嚴重違背了農業的發展特點。
其實,土地(這里指的是農地)有兩個重要功能。對農民來說表現為就業和生活保障功能。當農民沒有其他的就業途徑和穩定收入,也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時,只要有地,就能生存,就不會導致社會動蕩。從這點來說土地是重要的社會保障。隨意剝奪農民土地、強迫農民流轉土地以及靠高地租引誘農民流轉土地等做法,都源于對土地與農民關系認知不清。從社會和國家角度看,土地是保障國家農業安全最重要的基礎。為什么要守住十八億畝紅線?為什么要制定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劃定永久性基本農田?為什么年年有一號文件?因為農業對國家太重要了。習總書記說,中國人的飯碗要端在中國人自己手上。就是農業生產不要指望外國人,要發展我們自己的現代農業。現在有些地方搞的高地租導致了非糧化、非農化,就是不懂農業對國家重要性的表現。還有觀點認為,農業可以靠市場調節,認為只要農業能掙錢,一定有人來種地。這也是想當然。農業肯定能掙錢的時候,就是農產品短缺的時候,是人吃不飽飯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國家會采取各種辦法保證糧食供應,絕不允許任何人靠糧食發財。現在,有許多口號既傷害農民,也傷害國家,傷害農業投資者,導致農業潛在風險加大。所以,理解農業,一定要理解土地和農業的關系,土地和政府的關系以及土地和農民的關系,對這些關系不清楚,不能妄談農業。
提問2:有觀點認為二元戶籍制度是導致“三農”問題的根源,您是否同意這個觀點?
朱啟臻:這個觀點我是同意的。一個正常的社會,真正實現了城鄉一體化的社會,發展要素是能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農民進城打工,在城市有了穩定的收入,就是工人和市民。城市人想到農村生活,想當農民,有地可種,也應該受到鼓勵和支持。我國由于歷史原因,實行嚴格的二元戶籍制度,把城市人和農村人嚴格分開。城市人能享受到的福利,農村人享受不到。現在農村的土地增值了,城市人認為農民擁有土地是福利,心里不平衡。要知道,對于農民來說,土地不僅僅是福利,更主要的是義務,就是要把地種好,給國家貢獻安全、充足、廉價的糧食。要解決“三農”問題,就要打破二元制結構,打破人為制造的城鄉割裂的慣性,讓各種要素自由地交換和流動。
對于一些人反對農民宅基地買賣,認為宅基地賣了,農民換了錢,只知道喝酒、當貧民,我只想問,如果你把自己的房子賣了,拿著錢會怎樣?這種靠自己想象影響政策的人很多。所以,二元制結構什么時候打破,不是時間長短問題,一夜之間就可以打破,但也可以以各種理由不打破,這取決于政策制定者的意愿,維持二元制結構一部分人確實可以得到好處,另一部分人的權利就受到了限制,實際上涉及的是農民獲得平等權利的問題。現在,城鄉“二元制”又演變成了本地人、外地人、農村人的“三元制”,更加劇了農民獲得平等權利的障礙。從這一點來說,“三農”問題是人為制造出來的。解決“三農”問題,也必須從解決人為的障礙開始。
提問3:“十三五”是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的決勝階段,習近平總書記說,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在您看來,農村這塊短板短在什么地方?如何補齊這塊短板?
朱啟臻:正如總書記所言,建設小康社會的短板確實是在農村。首先要明確的是,農村之所以落后,不是天然就落后,而是我們走了重城市、輕農村這樣一條道路。城市的投資跟鄉村的投資天壤之別。只要是城市,就有著過量的投資,而鄉村是缺乏資金的,我們就沒有去建設它。并且不僅沒有建設它,還人為地在促進鄉村的消失。比如,打工經濟讓城市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年輕人去城市打工掙錢。撤點并校將農村小學撤掉,搬到了縣城,說是“小手拉大手”。現在又宣傳農村人結婚要到城里買房……種種這些做法,都是在為城市發展的某一個目的而促進農村的消亡。盡管農村的衰敗有一些自然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地促進,這是比較麻煩的。要實現全面小康,就要加強農村建設,現在,經濟收入的提高在絕大部分地區比較容易實現,并且一些地方農民的收入并不低。前不久我去四川調研,當地農戶一般人均收入一萬多元,好一點的農戶一年總收入20萬元以上,比一些城鎮居民的收入還要高。但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相對滯后,住房沒有統一的規劃和風貌,這些是需要政府來幫助解決的。所以,我認為,農村這塊短板短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這不是三五年就能補齊的,如果我們從現在起積極地建設農村,不要再去掏空農村資源,再過10年左右,我相信絕大部分農村可能比城市更吸引人。
提問4:您在農村價值與新農村建設上建樹豐厚,發表過《留住美麗鄉村——鄉村存在的價值 》等多部著作。請您談談,在美麗鄉村建設上,如何統籌美麗與宜居、安全與舒適、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朱啟臻:很多地方都在探索美麗鄉村建設,像浙江、江蘇、成都、安徽、河北等很多地方,都涌現出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和好的做法。我認為,美麗鄉村所指的“美麗”,不完全是美學概念,應該是個社會學概念。它首先要體現在山清水秀,有優美的環境,是宜居的,新村本身是個景點的組成部分。像一些傳統村落,往往讓人流連忘返。如果問這些村落是誰設計的?沒人設計,它是遵守著特定的規律生長出來的。在自然生長過程中,美麗鄉村就具備幾個條件:一是適合農業生產,因為鄉村是為了適應農業生產而產生的。現在很多新農村建設讓農具沒地放,糧食沒地涼曬、加工、儲存,家庭養殖業失去空間,這些是完全不適合生產的鄉村,是城市人想當然的鄉村建設。二是方便生活。鄉村生活不是睡覺、吃飯,農民的生活是非常豐富的,往往和生產密不可分,農業生產活動本身就是農民生活的一部分,是農民基本生活資料的來源。像家庭養殖業、庭院經濟,既是生產,也是農民的生活。此外還有豐富的民俗活動,像節日時令、扭秧歌、聊天、打牌、紅白喜事等這些都是農民重要的生活內容。此外,“美麗”還應該體現在純樸的民風、人與人之間的友善、鄰里之間的和諧……此外,美麗鄉村還包括了鄉村的生態信仰、制度和習慣,包括鄉村的和諧體系和文化等,我認為,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就是美麗鄉村。
需要注意的是,美麗鄉村建設既不是不要傳統,也絕不是固守傳統,一定要與時俱進。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美麗的傳統村落,也不是在某一年突然形成的,往往是在歷史長河中逐漸發展而來的。今天,我們的生產力太發達了,人們太敢想象了,受工業化的思維影響,恨不得一夜之間舊房子全推倒,蓋起新房子,這就違反了鄉村自然生長的規律。我們要遵守鄉村建設規律,不要為了傳統拒絕現代,傳統與現代是不矛盾的,要很好地結合。比如,傳統的鄉村往往有很好的有機循環——種植養殖業的循環,生產生活的循環,這樣,鄉村基本上沒有垃圾,這應該被現代鄉村建設所借鑒。而要改變農村目前臟亂差的情況,也離不開現代生物技術,比如秸稈的再利用、太陽能等新能源的使用、沼氣等等都可以成為未來鄉村重要的新能源。
總之,在美麗鄉村建設中,一定要認識到,鄉村和城市功能不同,成長和發展路徑不同,建設所遵循的原則也應該不同。按照城市的眼光看待鄉村,按照城市建設的辦法解決鄉村問題,結果只會制造更多的問題。
提問5:您怎么看鄉村建設多頭管理的現象?在這方面,您有何建議?
朱啟臻:一個村莊折射的是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所以才會有“鄉村里的中國”的說法。多個部門在鄉村都可以找到發揮自己作用的陣地和領域,鄉村多頭管理反映的是鄉村的復雜性。現在的問題在于,各個部門沒能很好地協調,沒有一個部門去統籌。結果導致,國土部門在土地方面搞占補平衡,沒有考慮到什么是鄉村,什么是農民。農業部門要種地、要高產、要規模經營,不知道什么是農民的生活。住建部門要給農民蓋城市一樣的房子,不知道農民的生活和生產特點,文化部門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設鄉村文化,卻不了解鄉村生活,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就讓我們很多部門各行其是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撕裂著鄉村,使它失去了按照自己規律成長的環境。我個人主張要設置一個綜合管理部門,凡是涉及農村建設的,都由這個綜合管理部門進行協調,在四川,很多縣設立“城鄉統籌辦公室”,就有助于解決多頭治理的問題。不管哪個部門,凡是涉及鄉村建設和產業發展的,涉及鄉村文化與社會事業發展的,涉及農民教育和治理的,都要統籌管理,都要建立在了解鄉村特點和發展規律,通過深入研究,進行整合。總之,不要把本來是一個不可分割整體的鄉村人為地割裂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