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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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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華：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城市可持續發展專委會專家顧問
說到城市化，于我的家庭而言，是一個涉及前后五代人、橫跨百年的生命故事。
從農村走出的鐵路世家
曾祖父是當地頗有名氣的私塾先生，還是遠近有名的種田能手。直到今天去給曾祖父上墳，當地老人（族親）還會以贊賞的口吻提及曾祖父是個“泥秀才”。遺憾的是，在祖父1歲半時，只有28歲的曾祖父染天花過世，留下上千現洋和田產。田產放租每年有14擔谷和40塊銀元收入，依仗這樣的條件，曾祖母獨自把一兒一女拉扯大，終身未再嫁。
或許因為受益發達的早期現代教育，在中國近現代城市化處于啟蒙時期，祖父甚至更上一代人外出務工或者創業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記得小時候，他罵人常用“沒有出湖的玩意兒”，這應該表達出了當地人一種外出打拼、外出長見識的訴求。我鄰居嫂子娘家就和齊白石同一個自然村，從我們家出發，翻過一座小山，走不到一小時就到了；附近還有堪稱奇跡家庭的“黎氏八駿”，他們不過是“出湖”的代表人物罷了。
祖父民國27年（1938年）去了國民黨在長沙成立的新河農業試驗場工作。一年后，第一次“長沙保衛戰”爆發，他一路逃命南下，身無分文回到湘潭。他帶回的一棵梨樹，種在祖父臨時棲身的姑公公家（爺爺姐姐的婆家）老屋旁，我小時候見過，是一棵小老頭樹。
姑公公的父親是粵漢鐵路衡陽站站長，借助這個關系，祖父在1940年成為衡陽火車站的一名裝卸工人。他把在湘潭的房屋、田土出租，帶著曾祖母、伯父和兩個姑媽去了衡陽定居，祖母和父親留守在舅爺爺家。1944年日本人打到衡陽，祖父帶著全家逃命，途中遇到日本人襲擊，丟掉了所有攜帶，再次身無分文輾轉回到湘潭老家。這時的祖父只好攜全家寄居爛泥沖祖母的娘家。衡陽這四年，大姑媽出嫁，姑父是林姓鐵路工人，伯父先后當過皮匠、餐館小工后成為鐵路工人。
1945年抗戰結束，同年祖父重病癱瘓無法回衡陽，這讓一家生活逐漸陷入困境。裹過腳的祖母表現出難得的決斷力，攜二姑媽和伯父去衡陽投親，二姑媽嫁給了一位黃姓鐵路工人，伯父到一家餐館當學徒。不久，失去聯系一年多的大姑夫從廣州找回衡陽，經他介紹，伯父1947年成為衡陽鐵路局劉姓局長的家庭廚師。局長母親受過系統的現代教育，對伯父要求嚴格，每天教伯父讀寫白話文；遵照局長母親的意愿，伯父既照顧局長一家生活起居，還是局長的文秘。1948年伯父隨衡陽鐵路局南遷去了廣州，解放后在政治處工作，后因處事不當得罪上司調去機務段，除兩次援助越南外，在這個崗位上從技工干到廠長直到退休。伯父解放前在鐵路工作期間，為中共地下黨提供了他掌握的大量內部資料，為全國解放后順利接手鐵路立下汗馬功勞，這樣的經歷讓他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差點把命都丟了。
從那時起，我們家就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鐵路世家。我的父輩（含4個姑媽的家庭）和平輩，1990年代初比例最高時有超過20人供職于鐵路系統，占到家庭全部人數的60%。
父親的三次求學
坦率地說，在隨父親離開老家之前，我對他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概念。他每隔數月出現一次，多在農忙時節，到家后忙于各種農活；偶爾問問我的學習情況，一起說話的時候并不多。在我的記憶里，似乎把家里干不完的活都干的差不多了，父親就消失了。在父親的一生中，他的求學經歷一直和家庭的變遷緊密相連。
1943年，父親冒充同姓親戚的孩子在湖倫小學（后來的衡陽鐵路小學）讀了一年書。這是他第一次入學。1944年，父親隨祖父投奔祖母娘家避難，讀書不得不中斷，改為給外婆家看牛。
1947年，父親勤快能吃苦，深得親戚的贊賞。他給鄰居幫工做竹紙，總是收集竹尾竹枝，主家非常高興，每季都分給他三擔紙。到1951年底父親還積攢有50擔紙，當時每擔紙可以賣20塊大洋。病愈的祖父善心大發，把父親這些紙全部借給了四親六眷，后來分文未收。1950年開始，伯父定期從廣州寄錢回家補貼家用，家庭境遇逐漸得到了改善。
1950年“反高利貸”，造紙作坊停工，父親一邊干農活，一邊斷斷續續上了一年農民夜校，這是父親第二次上學。這一年開始土改，原本自家租種的的高產良田被農會分給別人，被劃為貧農的我家只分得數塊相隔距離甚遠的邊角冷水田和一個叫黑瓦屋地方的1間房子。1951年土改復查，父親跑去找工作組，提出“把土地房屋還給毛主席”，工作組核實后，認為前一年做法不妥，把在壩塘沖預留給抗美援朝志愿軍家庭的一處房屋和土地分給了我們，全家欣然接受，搬到這里，一直定居到現在。
1951年春，父親去八都（地名，現今曉霞山、白石鋪、中路鋪一帶）燒木炭，腳被柴刀砍傷，靜臥養傷一個月。這期間，父親意識到，自己沒有文化，未來可能是死路一條，于是萌生了讀書的想法。因為年齡大，他希望直接讀初中，卻發現所有初中招生都需要有高小文憑。碰巧一位家境還算殷實的姨表弟想插班讀五年級二期，請父親陪他去花石參加插班考試，父親趁機也報名參加。憑借著前面兩次的讀書經歷，以及祖父平時教的《論語》和《算術》，兄弟倆都考上了。1952年，父親在獲得高小文憑后，又報考了人數相對較少的衡山第三中學，以第三名的成績被錄取。
第三中學每學期要交36元學雜費，父親獲得10元助學金，12元獎學金。每個周末，父親都要從60里開外的衡山腳下步行回到家里，把積攢的各種農活干完，寒暑假擔柴、楠竹去花石鎮賣掉，獲得些收入補貼學費。他往往周日半夜就要啟程趕到學校，以便上星期一的早課，這樣才不至于因為他讀書而增加家庭負擔。這樣的“好日子”延續了兩年。1954年全國糧食統購，家里的副業收入來源斷絕，父親難忍少吃的壓力，退學去廣州投奔伯父。伯父希望父親留在父母身邊，他定期給家里寄錢，這樣的好意被父親拒絕。年底，父親回到衡山，謝絕了學校挽留，辦理了肄業證和戶口遷移證重回廣州。
父親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常提到第三中學右側的岳云中學校園里的“百步云梯”直通衡山。1990年代初，我帶學生到衡山進行土壤與地質實習，為節省門票錢，好幾次與學生一起從這里繞過門票站上山。數年后，媒體報道當地重新“發現百步云梯”。
一家人的城市化
1955年，父親通過參加公開考試成為廣州北站的一名正式工人，完成了他的城市化旅程。應祖父要求，1952年上學時父親和母親舉辦了婚禮，用父親的話說，“爺爺是擔心父親跑到外地不回來了，所以必須在老家成親”。1958年廣州至武漢增開了客運列車，需要新招收乘務員，分給廣州北站兩個指標。廣州北站領導考慮到父親各方面業務能力強，希望能夠解除他的后顧之憂，討論后給母親入職的機會，開出證明和火車免票寄回老家辦理戶口遷移手續；因為工作壓力大，父親不能親自回去。母親是大煉鋼鐵的積極分子，在各方的阻止（和壓力）下，母親放棄了這次進城的機會。這一次放棄，意味著未來二十年連考慮這件事情的機會都沒有了。如果不是為了寫“我的城市化”，我不會知道所謂“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實際上是從此時開始的，并非悠長歷史。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全國形勢走向開放，重新燃起了父親將全家“城市化”的想法。這一年夏天，父親把我帶到城里。以后數年，全家戶口遷移反復多次在滿懷期待時鎩羽而歸。城市戶口在當時是緊缺資源，只要能夠沾點邊的，都會挖空心思去取得，這樣的結果今天看來太正常不過了。1983年9月，我們一家取得了夢寐已久的城市戶口，全家終于實現了“城市化”。對于母親來說，這只具有象征意義。25年前，她是先擁有在城里的工作，卻為了“顧全大局”放棄了戶口遷移。這次遷移了戶口，她卻永遠不可能在城里獲得固定工作的機會。
1985年，我們家在湘潭城里分到了新房，簡單裝修后，全家高高興興地搬進了新居。中秋節，父親把奶奶從老家接到城里一起生活，老人住了不到一個月，因為“放心不下家里的貓和狗”，一天早上收拾好自己的全部行裝，要求父親馬上送她回家。父親沒有忤逆奶奶的要求，隨即安排母親把奶奶送回老家。直到終老，老人再沒有離開過我出生的那個屋場。
2010年，母親遭遇一場健康危機后，和父親決定定居老家。如今兩位老人只是偶爾進城看看孫子和老朋友，田頭地里過著和100年前祖輩們差不多的生活。前不久回家探望父母，一起暢談鄉村、城市這幾十年的變化。我說“現在鄉村也挺好的，有養老金、有醫療保險，吃住不愁，還有各種國家農村補貼”，母親笑著搭話說，“就我什么都沒有！”原來母親沒有在城里工作過，因此沒有養老金；2009年國家實施“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所有鄉村老人在國家政策安排下都一次性地擁有了養老金，母親成為一個“特例”，她既不屬于城市，也不屬于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