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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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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下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農業界別分組討論中，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范小建一字一句地念出了“兩高”報告中的一句話：“嚴肅查辦、積極預防發生在基層，尤其是‘三農’領域的職務犯罪，與國務院扶貧辦共同開展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強預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專項工作。”
“扶貧很多問題都發生在基層，發生在老百姓身邊。老百姓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應也特別強烈。”范小建說。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陳貴云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蒼蠅’逐臭，‘蚊子’吸血”，他毫不客氣地用了這樣的比喻直指關系到脫貧攻堅成敗與否的“最大風險”——“農民身邊的腐敗”。
“這已經成為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陳貴云在一場小組討論的發言中說。
從“救災錢”到“死人錢”，幾乎無所不貪
3月13日，曹建明作工作報告時，強調了過去一年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懲治“發生在群眾身邊、損害群眾利益的‘蠅貪’”成果。去年，共有11839人因涉“三農”領域相關職務犯罪被查辦，8699人因在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征地拆遷、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職務犯罪被查辦。
“職務低、發案率高”，這正是這些基層腐敗分子被冠以“蠅貪”之名的原因。陳貴云指出，有的案件中，甚至連村出納、村民小組組長、農村敬老院院長、小學校長都可以成為基層貪腐案中的“主角”。
陳貴云還總結出了“蠅貪”的特點——“小金額、長期貪”“手段直接、拙劣”“抱團腐敗突出”。“‘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干部雖然官不大，卻是‘全天候、全科型’官吏，掌管著農村政務及村民生活的大事小情，集各種權力于一身，最容易膨脹和異化”。
不僅如此，“蠅貪”之所以讓人深惡痛絕，很大程度上還在于他們把手伸向了社會底層最弱勢的群體。“一些基層干部手越伸越長，從農民的養命錢、救災錢到‘孩子錢’‘死人錢’，幾乎無所不貪。”陳貴云說。
“扶貧惠農”領域尤其應警惕“蠅貪”頻現
在陳貴云看來，在我國“扶貧攻堅戰”打響之后，“扶貧惠農”尤其要警惕“蠅貪”頻現。由于扶貧工作中惠民政策多，資金、項目多，在貪腐者眼中是塊“肥肉”，并且扶貧工作的涉及面十分廣，工作環節多，在貪腐者眼中就可“變味”為“漏洞百出”。
范小建對數字特別敏感。他特別提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央財政扶貧資金將增長43.4%。“扶貧資金光增量就增了200多億。“這么多錢一下子都下到村里去，如果管理跟不上，太容易出問題了。”范小建委員在小組討論中大聲強調。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道真縣忠信鎮人大主席鄭維勇在擔任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時就查辦過這樣的案子。
一位鎮“合醫辦”的負責人和一位自家親戚聯手造假。親戚負責開具偽造的發票，鎮“合醫辦”的負責人則拿來老百姓的醫保資料和個人身份信息，偽造了村民住院、手術的情況，再拿這些虛假的醫療憑證去“合醫辦”辦理審核，套取了80多萬元農村合作醫療資金。“這個案子造假的方式很高明，不容易審出來。”事后再回想起個案子，鄭維勇依然這樣覺得。
在陳貴云看來，類似這樣的案件會發生，癥結在于農村基層“天高皇帝遠”，權力運行不透明，政務、財務公開流于形式，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難以保障。而且，“打蒼蠅”取證難、成本高，輿論監督更是鞭長莫及。
范小建還對另一組數據十分敏感：“5年投入6000億人民幣異地搬遷1000萬人口”，這是去年12月國家發改委、扶貧辦會同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人民銀行5部門聯合印發的《“十三五”時期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方案》中設定的目標。
范小建說，目前在移民搬遷中的新住宅建設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老百姓自己購買建材，自己建房，政府給予資金報銷；另一種是政府集中采購建材，交由老百姓或包給施工隊建房。
“這兩種方式都有弊端。”范小建指出，前者因為老百姓在同一時期集中蓋房子，建材價格會飆升，資金利用效率會大打折扣；后者中間環節太多，“一個環節出一點小毛病，就容易出大事”。
“比如，建房要用到的磚，從廠里面燒出來可能就是1毛7到兩毛錢1塊。但實際上，最后到老百姓家門口的時候，可能賣到4毛錢。”范小建說。
為了杜絕這種情況，范小建對著話筒大聲建議，“單就移民搬遷這項工作，專門搞一個專項整治都不為過。”
全民參與形成反腐“拍蠅”新合力
當然，對某一項工作的專項整治只是方式方法的問題。要全方位地從根上斬斷伸向扶貧惠農領域的黑手，范小建認為“關鍵還得要靠兩點：一是公開，二是加大督察力度”。“而這兩個方面目前都還做得不夠，都還需要加強。”范小建對記者說。
“扶貧領域反腐光靠扶貧隊伍自身的力量去管是不夠的，它的‘腿’比較短。”范小建指出了短板所在：“扶貧項目大部分在村里，但以往扶貧隊伍常常只到達縣級，再往下就沒有人了。所以很多事情到村里就只能靠村內部自己運作了。反腐最后很大程度都是靠扶貧干部、基層干部的自律，顯然力度不夠。”
好在，情況已經在逐漸改善。
在范小建看來，自從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的通知后，扶貧駐村工作隊（組）的工作得到加強，“這讓很多事情做起來就相對容易些了”。
有了扶貧駐村工作隊（組），扶貧隊伍的“腿”終于伸進了扶貧的“最后一公里”。“扶貧隊伍的組成人員大多來自外地，他們比較‘超脫 ’，實行監督管理就更容易了。”范小建說。
而在鄭維勇所在的貴州，則有一些更新的嘗試。
寫著鎮紀委書記、紀委副書記、監察室主任的姓名和手機號碼的牌子掛在每一個村民小組里，村民發現問題后可以隨時打電話，鎮紀委接到舉報立刻會開始核查。此外，從2014年起，貴州省還在全省的所有鄉鎮都掛牌成立了“民生項目特派監督組”。
“那樁套取了80多萬元‘新醫合’資金的案子之所以能被發現，就是得益于民生監督的創新。”鄭維勇說。 過去，公示農合資金使用情況的時候，是一張紙貼在鎮里。現在的要求是，村干部要深入到每一個村民小組中去開會、公示。這樣一來，“老百姓一看公示的結果，發現‘我沒生病，怎么有我報銷的條目’，發現問題就來舉報了。”鄭維勇生動地說。
通過這種方式，“公開”到了村民的家門口，以往的紀委對政府的“同體監管”也變為了全民參與的“異體監管”——一股反腐“拍蠅”的新合力由此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