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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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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上海會議期間的一番表態如巨石投湖，激起強烈反響。
周小川在記者會上表示，從宏觀層面看，中國若想控制杠桿率，關鍵還是要看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從總量上來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p>
這被視為周小川對于央行給樓市“放水”的直接回應。《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綜合多方數據發現，盡管“去杠桿”已被作為今年五大任務之一，但個人消費領域加杠桿仍是一個合理選擇。
有分析指出，個人住房市場加杠桿不僅可對房地產行業起到逆向調節作用，還能促使相關行業去產能更有效落地。
政府部門杠桿率已不低
今年2月，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稱，我國出現兩個現象：第一是投資回報遞減；第二是杠桿率不斷提高。
其實，吳敬璉提到的兩個現象之間也有緊密的相關性，而連通二者的便是企業部門負債。
國泰君安的一份報告指出，截至2015年末，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總額為105.6萬億元，占GDP比重為156.1%。
國泰君安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出現了大幅上升，2008~2015年期間猛增了58.1%，即使不考慮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杠桿率也上漲了45.4%。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實體經濟的杠桿率處于中游水平，但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這反映了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嚴重程度和供給側改革的迫切性。
早在2014年，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就曾提到過中國陷入企業債務陷阱的風險。他表示，從宏觀經濟角度看，杠桿率上升到一定程度，利率自然上升，會出現債務陷阱，企業債務風險日漸積聚，降低投資，壓低經濟潛在增長率，危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此外，政府部門杠桿率同樣空間有限。前述國泰君安報告指出，截至2015年末，政府部門債務已達38.2萬億元，占GDP比重56.5%。
根據歐盟的馬斯特里赫特標準，公共債務不能超過GDP的60%，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部門人士告訴記者，中國的政府負債已接近歐盟標準，而歐盟很多國家實際運作中的債務和赤字也會超出這兩個數值。對于中國而言，無需死守這一標準，但也應看到，政府部門負債必須要有把控，不能無度擴張。按照我國財政體系，中央政府難以完全擺脫為地方債兜底的角色，同時還應考慮國有銀行的壞賬和社?；鹑笨诘日[性債務。所以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不低，要高度重視這一領域風險。
個人住房加杠桿“救場”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長期跟蹤“國家賬本”。李揚分析稱，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經濟廣泛金融化的情況下，去杠桿將是一個極為緩慢、曲折波動的過程。而降杠桿的唯一出路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核心問題在于，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
聯系到周小川的表態，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一張以居民住房加杠桿穩增長，繼而降低企業部門杠桿的路線圖就較為清晰可見了。
2月2日，央行、銀監會對于不實施限購城市的購房首付比例進行調整。
周小川表示，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總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 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較低。
住房貸款是居民個人杠桿的最大砝碼。任澤平表示，由于居民不能發行個人債券，所以居民部門的債務全部是貸款。截至2015年末，居民部門負債27.0萬億元。其中，消費性貸款19.0萬億元，經營性貸款8.0萬億元，占2015年GDP比重為39.9%。這一比例明顯低于企業和政府部門負債，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居民家庭杠桿率也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8.25%的平均水平。
“這也是‘圍魏救趙’之策。”前述不愿具名政府部門人士指出，樓市庫存量大，若能從居民消費杠桿端拉動，可以加快房地產銷售，抬升行業投資意愿，達到逆向調節效果。按照行業分析，水泥、鋼鐵等與房地產相關度高的行業也恰是高杠桿、高債務部分，樓市庫存的有效消化也能使得去產能政策更有效地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