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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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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廣東公安機關根據群眾舉報，打掉一個以“免費維權”為幌子、長期接受境外組織資助、在境內插手勞資糾紛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嚴重踐踏工人權益的非法組織，抓獲曾飛洋等７名犯罪嫌疑人。
這個名為“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的組織已在國內活躍十多年，并以“國內第一個勞工ＮＧＯ”名噪一時；該“服務部”主任曾飛洋以“勞工維權專家”“工運之星”等形象，屢屢見諸境內外媒體報道中，曾被媒體評為“年度公益人物”，還應邀赴國外演講、考察、交流，受到熱烈追捧……
曾飛洋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他領導的這家“服務部”到底是個什么樣的組織？他們涉嫌何種嚴重犯罪？“新華視點”記者走進專案組，面對面采訪犯罪嫌疑人以及辦案民警，逐漸揭開深藏幕后的真相。
罷工背后的蹊蹺
時鐘撥回今年４月２０日－－
上午８時許，廣州市番禺區利得鞋廠發生大規模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事件。數百名工人封堵工廠大門，不許運輸車輛出入，并以阻塞樓梯、威脅謾罵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們高呼口號、群情激奮，場面異常混亂、幾近失控。
這場罷工持續６天，工廠被迫停產，周邊群眾也不堪其擾。這已是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以來利得鞋廠出現的第三次罷工。直到政府部門介入，事態才逐漸平息。但是，工人的訴求并沒有得到百分之百滿足，工廠也因停工蒙受４０００多萬元經濟損失。
罷工剛開始，一些境外媒體、網站第一時間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圖片報道，持續進行惡意炒作，矛頭直指地方政府。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罷工期間，幾名曾經參與罷工的工人代表主動聯系公安機關，“要反映罷工內幕”。
“２０１４年８月份，我們工人因社保、公積金等問題與工廠發生經濟糾紛，這時候工廠里就出現了曾飛洋的名片，說他們幫工人維權不用錢。”工人代表高某某說。
工人們開始與曾飛洋接觸，對其第一印象相當不錯－－“溫和、善良”。曾飛洋免費提供培訓，幫工人們了解法律法規，請工人們吃飯，還出錢組織活動和安排旅游；同時，要求工人選出代表，由“服務部”與工人代表聯系，再通過工人代表組織工人進行維權，并要求工人們出資成立“團結基金”。
急于維權的工人們在“服務部”組織下很快就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曾飛洋帶著骨干成員孟晗、湯歡興、朱小梅、彭家勇、鄧小明等人參與其中，并指揮選出高某某、張某某等多名代表。
隨后，曾飛洋對工人進一步培訓，播放韓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工人罷工的視頻，講解罷工維權成功的案例，反復鼓勵大家一定要通過罷工維護權益。
“曾飛洋經常跟我們說，工人維權通過政府的途徑太慢，不會成功，只有聽從服務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給工廠壓力，才會成功。”高某某說。
工人代表王某因為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飛洋鼓勵王某“要大膽，不要怕，如果給抓了，服務部會安排律師免費幫工人打官司，會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利得鞋廠發生了第一次罷工。因勞資雙方沒有達成一致，很快又發生了第二次罷工。
在此期間，工人代表們卻覺得越來越不對勁。“我們認為他的組織有問題，要我們用激進的方式維權，把我們推到風口浪尖上，借助罷工的影響把事情鬧大，還要拍照上網。”高某某說，代表們沒有按照曾的意思去做，便開始遭到排斥。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工人代表與工廠經理的談判終于有了實質性進展，確定了賠償款項的最后限定日期，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并征求工人意見了。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服務部突然在１９日連夜組織召開第三次工人代表大會，宣布把我們罷免，選出聽他們話的新代表。”另一名工人代表李某某說。
第二天一早，第三次罷工開始。于是，就出現了上述一幕。
令高某某、李某某等人憤怒的是，曾飛洋為了“拿下”他們竟然不惜造謠惑眾。“污蔑我們收了工廠老板的錢，讓工人看到我們就像看到仇人似的。這些謠言都是服務部的人開會時說的，之后一個傳一個地傳開，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罷免我們。”李某某說。
讓被罷免的代表們更傷心的是罷工結果。“工人辛辛苦苦罷工，還要冒著被警察抓的風險，但維權的真正目的還是沒有達到，工人長遠利益被損害。”李某某幾度哽咽。
工人代表們認為，曾飛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動工人罷工、制造社會影響、干擾工廠正常生產和擾亂社會秩序。“就是不讓我們談判成功，造成我們工人一直拿不到補償金。”
警方深入調查發現，近年來，曾飛洋等人頻繁插手珠三角地區的勞資糾紛事件。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廣州軍區總醫院、大學城、南沙聯盛模具廠、恒寶珠寶首飾廠等數十起罷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現了他們的身影。
在激進的維權中，曾飛洋等人煽動部分工人聯名罷免某工廠工會主席，成立聽命于“服務部”的“工會組織”；非法控制某工廠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逼迫工廠領導就范；還煽動工人圍攻執法機關，造成了極惡劣的社會影響。
隱身幕后的操控者
在對外宣傳和接受采訪時，曾飛洋聲稱自己領導的“服務部”是一家“合法、獨立運作的公益組織”。然而，民警調查發現，該“服務部”２００７年已被工商部門注銷登記，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門登記注冊，屬于非法組織。
“無論曾飛洋本人還是服務部，都表里不一。”犯罪嫌疑人湯歡興說。
２０１４年，湯歡興應曾飛洋之邀加入“服務部”。“要我跟著他一起為工人們做點事。”湯歡興供述，“曾飛洋是服務部主任，一切都是他說了算。孟晗負責工人會議的籌備，朱小梅負責具體聯系工人，我負責網絡維護和媒體宣傳。”
不久，湯歡興就覺察到“服務部”不為人知的一面：名義上是獨立機構，卻定期向一些境外組織匯報日常工作，境外組織也派人員來參與管理以及一些維權活動的具體策劃。
湯歡興還發現，該“服務部”沒有任何盈利項目，但是在組織罷工活動中，號稱不收費用，而且包吃、包接送、包培訓，還組織部分工人代表到香港“見世面”。這些經費從哪里來？按照曾飛洋自己的說法，都是由境外組織提供；同時，在每次罷工中，曾飛洋也會找工人們收“份子錢”。
讓湯歡興更感意外的是曾飛洋在組織勞工“維權”中的實際表現。“給工人開會和培訓時，曾飛洋都說要依法維權，在實際操作時卻走樣了。”
警方查明，曾飛洋等人插手勞資糾紛，有著嚴密而明確的行動計劃，組織每起罷工運動的手法和模式都如出一轍：
－－確定目標。精心挑選有影響力的外資企業或勞動密集型企業，評估是否具備提供大筆資金解決問題的實力，提前研究和準備，以確保“成功率”。
－－組織發動。與工人接觸，用小恩小惠博得工人們的好感，發表蠱惑性很強的言論，組織召開工人代表大會，從中選出性格激進的工人代表，完成所謂“組織化”過程。
－－集中培訓。向工人傳授罷工策略和方法，播發其他國家和地區勞工運動的視頻，其中不乏通過勞工運動取得政權的案例；為工人擬定訴求，并帶著工人代表到其策劃的其他勞資糾紛現場“觀摩學習”。
－－煽動鬧事。精心策劃方案，逐漸加入一些不合理、不實際的訴求，教唆工人拒絕通過合法渠道維權，而是以激進方式迫使廠方答應條件。“服務部”骨干成員孟晗、湯歡興曾經奉曾飛洋之命，冒充工人身份混進談判現場操縱談判。鬧事過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將文字報道、現場圖片傳到網上或發給境外媒體，進一步擴大影響。
－－慶祝總結。每次罷工之后，曾飛洋都要召開大規模的慶祝會議，贊揚工人們“做得非常好，要堅持下去，就是要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出資制作“工運之星”的牌匾交給工人，再讓工人在會上隆重地送給他，拍照留念發到網上，對外宣稱這是“工人們自發自愿的”。
一些罷工現場的視頻畫面顯示，曾飛洋組織帶領工人們高呼口號，不斷煽動工人情緒，把現場的氣氛引向狂熱。
“我看了都覺得擔心，場面那么亂，人又那么多，大家情緒都那么激動，這樣下去很容易發生大規模沖突，造成群死群傷。”湯歡興供述，“其他地方的罷工中就出現過員工跳樓的悲劇，他不可能預料不到這種嚴重后果。我也勸過他，不要把工人的情緒搞得那么激動，應該穩住局面才利于談判，但他就是要把場面搞亂，挑動矛盾一步步升級，完全不顧工人的生命安危。”
一些參與了罷工的工人告訴記者，曾飛洋總是說要跟工人們站在一起，讓大家“不要怕、往前沖”。可是等現場鬧起來之后，曾飛洋總是莫名其妙地不見了，“找不到人，手機也打不通，在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候，他把我們拋棄了。”
每次罷工鬧大之后，政府部門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協調勞資雙方談判。“但曾飛洋都把功勞算到自己頭上，跟工人們講，讓政府做是沒用的，還是要讓我們服務部來做。”湯歡興說。
除了采取各種手段把自己從“服務者”變成“主導者”以掌握“領導權”，曾飛洋也在不斷擴充勢力，先后在廣州、東莞、佛山、中山等地發展“佛山南飛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機構，舉辦所謂“工人領袖研習班”。曾飛洋在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時稱，“服務部”已成為中國勞工ＮＧＯ的“黃埔軍校”。
警方查明，每次維權活動中，湯歡興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報道和照片交給曾飛洋。曾飛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給境外媒體，并頻頻接受采訪，主動“爆料”各種“負面信息”。這些境外媒體在報道中將工人與企業的矛盾升級、夸大，歪曲成工人與中國政府的矛盾沖突，借機抹黑中國國家形象、攻擊中國社會制度。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性質完全變了。”湯歡興說，“他這樣做是為了提高服務部和他本人的知名度，獲得更多境外組織的關注和資助，卻遠遠超出依法維權的范疇，越過了道德底線。”
“工運之星”的真面目
“曾飛洋猶如一個兵蟻，更似一個將軍。他在社會喪失痛感的地方堅守疼痛，在法律屢屢失守的地方修復公平。他在殘肢斷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尋找生命的完美。他是時代穩固的基石。”對外，曾飛洋把自己包裝成這樣一種形象。
根據“服務部”網站資料及曾飛洋自己的說法，他１９７４年出生于廣東番禺，１９９６年就讀于華南師范大學法律系大專班，畢業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飛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師事務所。曾飛洋如此解釋辭職理由：“每天喝茶看報紙，太清閑了。”
警方調查卻顯示出完全不同的經歷：曾飛洋連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慶輝，廣東南雄人，在廣州讀中專時因嫖娼被學校開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戶口為條件，與一名叫曾飛洋的農業戶口同鄉對換身份，并以曾飛洋的身份參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飛洋的姓名（為便于表述，下文繼續稱其“曾飛洋”）；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間，長期糾纏有夫之婦，因侮辱婦女被行政拘留１５天，不得不辭職。
警方掌握的情況還顯示，曾飛洋１９９８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２００２年起成為該組織負責人，與一些境外組織和外國駐華使領館長期保持聯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訓，回國后在境外資金的支持下長期從事“勞工運動”，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國的“勞工運動”情況報告作為條件。
境外組織一般先把錢打到曾飛洋在香港的公司賬戶上，曾飛洋再通過地下錢莊等通道轉入自己的境內賬戶。經初步查實，２００８年以來，僅其中兩個銀行賬戶接受的境外資金就超過５００萬元人民幣。同時，警方從曾飛洋辦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國勞工運動報告、反動書刊培訓資料、口號標語，以及他本人在國外參加罷工的照片等，“足足裝了十幾麻袋”。
“每插手一起勞工糾紛，曾飛洋在勞工維權界的地位和聲望就更大，騙取工人們對他的信任就更深，換取境外組織資助他的籌碼就更重。”辦案民警表示，加之曾飛洋想方設法地在媒體上頻頻亮相、接受采訪，名氣飛速積攢，為他帶來眾多追隨者。
今年４９歲的蔡嬌就是曾飛洋曾經的追隨者之一。１９９８年８月，在一篇報道中得知曾飛洋其人其事后，蔡嬌慕名而來，在“服務部”做志愿者；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任“服務部”出納，負責一些財務賬目。
如今，蔡嬌卻是對曾飛洋涉嫌犯罪的長期舉報者之一。２００７年起，他向有關部門多次實名舉報，曾飛洋接受來歷不明的境外資金資助，非法侵占財物、偷稅漏稅等。
“作為一個公益組織，賬目應當公開透明，但是他從來沒有向內部或者向社會公開過。”蔡嬌說，“服務部”財務管理極其混亂，維持日常運作的錢，都是境外組織打給曾飛洋個人，曾飛洋再拿給他，“具體是哪些境外組織、具體給多少錢，我們誰都不知道。”
曾飛洋購買牙膏、牙刷、洗發水等個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沒有實際發生的費用，都拿回“服務部”讓蔡嬌報銷。在蔡嬌多次拒絕配合后，曾飛洋將蔡嬌排擠出“服務部”。
現任會計蒙某也證實曾飛洋多次指使虛開票據充賬，騙取境外資金。“曾飛洋給我多少單據，我就錄入多少單據，但有的單據是沒有簽名的。”蒙某說，“基本上每次幫工人討薪成功后，都要舉行慶功宴。有的時候我也奇怪，過期了的餐費也有。”
蔡嬌透露，自己從始至終都沒有與“服務部”簽訂勞動合同，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員工還被拖欠社保。為此，蔡嬌將曾飛洋告上法院并勝訴。“一個連自己員工的權益都不維護的人，怎么會真正關心勞工維權呢？”
曾飛洋標榜自己為公益人士，生活清貧不求財，月工資只有幾千元，服務部舉步維艱。但據警方查明，他通過多次取款、第三方平臺支付等方式，將境外給他的資金大部分據為己有；曾飛洋不但給自己買了汽車，而且購置２套位于市中心的房產；其中一套放在妻弟的名下，再高價租給“服務部”，套取境外的更多資金。
另有與曾飛洋共過事的人向警方舉報，曾飛洋多次截留、克扣工廠發給工人們的補償款，將其裝入個人腰包。
博名和謀利之外，曾飛洋還將“維權”作為騙色的機會。大量證據顯示，作為有婦之夫，曾飛洋與至少８名女性長期保持情人關系。他以幫助工人“維權”的名義，借助自己的名氣地位，誘騙脅迫有求于他的女工、女志愿者委身于他。
另據辦案民警介紹，曾飛洋熱衷網上“裸聊”、嫖娼，向不同女性發送大量性愛視頻、低俗短信。曾飛洋曾加入一個裸聊ＱＱ群，竟因在群里表現“太過下流齷齪”被踢出。民警還在曾飛洋家中查獲大量淫穢物品。
“服務部”的其他一些成員也多有劣跡：骨干成員孟晗與有夫之婦通奸并帶其“私奔”，為躲避對方丈夫追砍四處躲藏；２０１４年因組織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判處有期徒刑９個月。另一骨干成員彭家勇因打架斗毆被公安機關依法處理過。
接受過其“幫助”的工人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利益呢？記者采訪了解到，不少人在事后大呼上當－－雖然得到一些補償，卻因工廠受罷工影響、無法承擔巨額債務倒閉而失業，失去穩定經濟來源。
“工人的目的其實很單純，卻成了服務部的棋子。”工人代表李某某說，曾飛洋等人開始看起來是為工人著想，指導工人跟工廠談判，幫大家實現了一些合理訴求，但后來就變味了－－“教”工人們提出更多超出原來預想、工廠明顯不會答應的訴求，煽動大家用激烈的方式維權，一步步引向他設計好的方向。
湯歡興也在懺悔中表示，曾飛洋非常具有迷惑性，表面上看他幫工人獲得了短期經濟利益，但實際是出于一己之私，教唆、煽動工人聚集鬧事、擾亂秩序、對抗執法機關，不惜犧牲工人的長遠利益和生命安全。“沒想到會出現這個結果，跟我加入服務部的初衷背道而馳，我現在非常后悔。”
目前，“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及其分支機構“佛山南飛雁社工中心”已被公安機關依法查處；曾飛洋、孟晗、湯歡興、朱小梅、彭家勇、鄧小明和“佛山南飛雁社工中心”負責人何曉波７人，因涉嫌犯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