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檔案
學歷:196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劑量與防護專業。
曾任:科技部預測局副處長、工業技術局副局長、工業科技司司長、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司副司長(正局級)、科技部秘書長、科技部黨組成員、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戰略研究組組長。
現任:國務院參事,兼任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中國生產力促進中心協會理事長、中國科技咨詢協會理事長、中國產學研促進會常務副會長。
國務院參事石定寰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正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機是中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契機。
他說:“4萬億擴大內需政策強調加強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節能減排工程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應對危機的4萬億元振興經濟方案再次明確了方向,即把保增長、擴內需和調整結構有機結合起來,這不僅助力中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更會讓循環經濟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他建議,要將循環經濟作為產業來發展,給循環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廢舊物資與收集者一定的地位和勞動工具,以及相關專業培訓和必要的行業規范,這不僅可以解決很多低收入者的就業問題,也有利于循環經濟產業鏈的形成和城市的美化。
科技篇
依靠科技創新,塑造大國形象
在科技界,石定寰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科技工作的見證者、參與者,他長期從事科技發展戰略與政策以及能源交通等產業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1980年進入原國家科委以來(現科技部),歷任預測局副處長、工業技術局副局長、工業科技司司長、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司副司長(正局級),國家科委火炬計劃辦公室主任。2001年8月他就任科技部秘書長,2003年又兼任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戰略研究組組長。
他先后參加了國家“七五”及2000年科技發展規劃,以及“八五”、“九五”、“十五”科技規劃的制定與工業和高新技術領域重大科技項目的組織實施工作。參與組織實施了我國高新區、企業孵化器、生產力促進中心和技術創新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化工作,2004年3月又聘任為國務院參事。
對于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成就,石定寰感慨:“這在開放之初是絕對想象不到的。”同時他更對于30年間,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外國人對于中國的看法有了極大的轉變感到自豪和驕傲,認為“中國已經成為解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個國家。任何重大國際事務的解決都離不開中國”。
在這樣一個發展的進程中,他表示,“中國承擔了更加重要的國際責任,我們是一個大國,更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不僅要考慮自己的發展,而且要考慮我們為世界做出的貢獻。那么,如何讓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如何更好地改善我們在世界上的形象,轉變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變過去以犧牲環境和廉價勞動力換來的發展,轉向以科技創新為動力,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成為與其他國家共贏、互贏、和諧發展的國家,科技的重要性就顯得更加重要。”
“科技不僅對一個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起著基礎性、關鍵性的作用,同時,在培育新興產業,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方面,科技發揮著先導性作用。大到神七上天,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垃圾處理,都離不開科技的發展。”
“我想,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建設和諧社會,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任重道遠。在科技創新大的政策上、人才的培養上、全社會對于創新的重視程度上還需要營造更好的氛圍。我們還是很有信心的,因為我們只用了30年就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那么再過30年我們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加強技能教育,解決城市就業
他認為,改革開放讓中國的社會面貌有了極大地改善,逐步與世界接軌,但我國國民的素質亟待提高,軟實力亟需加強。
從十六大開始,我國就把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作為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在全面競爭的環境下,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無疑是兩大重要因素。石定寰說,現在看來,勞動者的素質和未來需要完成的經濟任務、科技任務以及社會發展任務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沒有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沒有人才作用的發揮,各項經濟任務、科技任務以及社會發展任務就不可能完成。同時科技的發展對人才的培養及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會起到催化、促進的作用,這是非常明顯的。
就當前金融危機造成大量農民工成為失業的主力軍,他分析,這主要是因為目前我國的教育比較單一,重視兩頭,一個是義務教育,一個是高校教育,但技能教育還是比較忽視的。他建議,政府更應該利用這次金融危機,將技能教育作為重要工作去做,越是在這種時候,政府越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加大不同層次的職業教育和人才培養,實際上這樣做也是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對東莞、常州等城市都根據城市自身產業發展的特點建立了不同層次的職業教育學校,石定寰表示贊賞,認為這對于發展勞動者的職業技能,提高勞動者的素質,穩定他們的就業都會起到保障作用。
對于如何解決目前嚴峻的就業問題,石定寰結合多年從事能源環保、科技發展戰略方面的經驗,當前我國大力倡導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以及目前城市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認為可以將循環經濟的發展作為一個產業來運作。
“比如,在垃圾處理上,要有規劃、有準入、有管理,要給從業人員統一發放工作服、勞動工具,要改變社會上將垃圾處理從業人員僅僅作為撿破爛的傳統觀念,給他們一定的社會地位,因為他們是城市服務業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循環經濟產業鏈上不可缺少的環節,是一個產業大軍,也是創造社會價值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同樣,城市水的問題、垃圾等問題都需要通過系統研究,制成規范,從而形成圍繞城市發展的一些業態。通過加強從業人員的技能培訓和城市管理,這既可以解決很多低收入者的就業問題,也解決了環境污染、城市美容的問題。”
規劃篇
城市規劃要與時俱進
石定寰說,城市規劃是個百年大計,但對于中國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城市規劃工作還很滯后,有的城市要么沒有規劃,雜亂無章,缺少規范,要么大拆大建,一味地學習西方的經驗,丟棄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城市失去了本身特有的文化、傳統、特色,找不到城市之魂,他感到“痛心疾首”。
“我們既缺少城市規劃尤其是適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國情的理論體系的建設,也缺乏學科的建設、高水平的規劃人才。”他分析,這主要是過去中國的城市主要是生產型城市,功能相對單一,城市規劃更多的從城市空間著手,其他因素考慮不多。而隨著城市的發展邊界效應越來越大,城市生態建設、城市功能、生產力布局、交通規劃、休閑娛樂等等相關因素越來越多,這對城市規劃提出了更高的挑戰。
他認為,城市規劃需要不斷地調整,一方面,國家近年來在生態環保等方面的政策變動比較大。要重視和加強城市規劃工作,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生態環保的目標做好城市規劃工作。無論是城市發展的總體規劃,還是城市規劃的指導思想、城市規劃的基本原則,在今天這樣一個以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的新的理念下如何調整,都將對一個城市的發展產生很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人們的思想認識在不斷深化,城市規劃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思想基礎、統一的共識,否則有可能成為“規劃規劃墻上一掛”。
他表示,城市的發展給城市管理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城市管理工作亟需加強。“我認為,這既需要政府在城市規劃方面通盤考慮,也需要城市管理者的責任心,法制的完善,杜絕一任市長一個規劃的現象。作為城市管理者,不僅要具備很高的素質,而且要有很強的責任感、全局感。城市管理者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需要對所管理的城市有綜合的、系統的了解,善于發揮與城市管理相關的各個部門的作用,建立責任制,更要把運動式的措施和經常性的措施結合好。此外,對于奧運前后北京城市面貌出現的反差,石定寰直言,歸根結底還是城市管理者首先在思想上放松了,沒有把奧運期間的城市狀態延續下去。另外,城市管理光靠城市職能部門是不行的,還要動員社會的力量,讓廣大的志愿者參與其中,同時從各個層面加強教育。
統籌城市群規劃,增強整體競爭力
石定寰認為,在我國城市從單一的城市發展走向城市群的發展趨勢下,城市規劃正面臨挑戰。如我國正在崛起的一批城市群: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武漢“1+8”、長株潭、川渝、山東半島、遼中、中原、關中城市群和海峽西岸城市群等,發展迅猛,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支撐作用,未來發展潛力不可估量。
所謂城市群就是由一兩個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作為核心,輻射并帶動周邊范圍內的一批中小城市,連接成為區域城市群或城市帶。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征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不僅發展速度快,而且經濟規模占全國的比重越來越高,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進入21世紀,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是更多城市群的出現。在這一發展趨勢下,他認為,一方面城市規劃如何從城市的層面邁向更高、更廣的層面,從城市群的角度加強統籌規劃,協調各個城市之間的關系,以及小城鎮、中心城市、城市群之間的關系,給城市規劃提出了新的課題。
另一方面,在城市群的發展中,哪些城市是生產力城市、哪些城市是中心城市、哪些城市是經濟中心、哪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各個城市如何進行功能定位,如何根據城市功能定位確定產業發展方向,從而實現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也成為目前擺在城市規劃工作者面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注重戰略研究,培養綜合人才
石定寰直言,目前城市規劃在戰略研究、基礎理論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上都是比較欠缺的。高校學科的設置在城市綜合系統的研究上也是不夠的。在科技的應用上,比較注重單一技術,僅僅限于環保、節能、垃圾處理技術等,缺少對城市總體規劃先進理論的研究。“在我們做中長期規劃時,很多專家提出,城市規劃要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有新的發展理念,科技要支持城市的發展,而這方面也是比較欠缺的。”對于城市規劃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他建議,在做城市規劃時,首先要將戰略研究放在首要位置,弄清城市發展長遠性的、綜合性的、全局性的問題,防止城市成為“大拼盤”。城市規劃部門要發揮好職能作用,做好政府的參謀,讓城市有一個穩定的發展戰略。
除了城市規劃戰略研究上要多下功夫,他認為,城市規劃教育、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也任重道遠。因為城市規劃是個復雜的綜合的學科,需要綜合的發展。而我們培養的人才、學科的建設往往是單一的,缺乏綜合的教育。另外,城市在發展中往往被部門分割,各自發展,在規劃里也缺少各個要素的整體的布局,這讓我們在城市的發展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問題。
據他介紹,2008年科技部與發改委、交通運輸部等部門有關司局的支持下,在北京交通大學建立了中國綜合交通研究中心,希望能夠在綜合交通基本理論體系建設上取得一定的進展,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解決綜合交通人才的短缺。
同時在內容設置上,城市交通占了很大的比重,因為城市是綜合交通體系的節點,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更是大的交通樞紐。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規劃與交通的布局一定要有機結合在一起,更要將公共交通擺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上。“城市交通是城市化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每個國家都在致力解決,但也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在這方面,中國要加強戰略研究,做好總體規劃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探索解決城市交通的有效模式。”
能源篇
中國已進入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期
近年來,中國能源需求呈現強勁的增長勢頭,石定寰分析,這主要依賴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依賴于中國人口眾多且生活水平正日益提高,也依賴于中國正在進行的城市化進程。數據顯示,城鎮人口年均消耗的能源是農村人口的3.5倍,中國每年約有1200萬人口從農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到2050年將達到75%左右,3億多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這必將產生大量的新增能源需求。與此同時,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尤其是重工業對能源需求不斷提出新挑戰。包括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煉油和化工在內的6大行業約占能源消耗的70%。這直接導致中國能源消耗的迅速增長。 作為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表示,在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正在成為世界能源發展的主旋律,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是推動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基本動力下,中國的可再生能源也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可再生能源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
“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重視可再生能源的開發,特別是太陽能的開發,并在北京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太陽能研究所,與德國政府簽訂了能源領域的科技合作項目,在大興建立了一個新能源村。此后,我國一直在這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的實施,標志著我國進入了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時期。”
他介紹說,按照我國《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將會占到能源總消費的15%。其中,水裝機容量要達到3億千瓦(其中小水電7500萬千瓦),風電總裝機容量達到3000萬千瓦,生物質能總裝機容量達到3000萬千瓦,沼氣年利用量達到440億立方米,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年利用量達到1200萬噸,太陽能發電總容量要達到180萬千瓦,太陽能熱水器總集熱面積達到3億平方米,再加上海洋能、地熱能等,屆時全國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將相當于6億噸標準煤。按照近幾年發展速度與規模,上述各項目標都將會大大超過。
“未來30到50年,隨著能源需求的增加,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的壓力越來越大,可再生能源在我國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將持續擴大。這也保障了我國的能源需求將主要依靠國內供給。”
就當前國家即將推出燃油稅這一措施,石定寰說,“多年前,科技部與原環保局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就通過實施城市空氣凈化工程,推進城市清潔能源汽車的發展,當時就提出將征收燃油稅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一直拖到現在。加大發展清潔能源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特別是在城市公交系統中推廣應用。”對于燃油稅是否會對私家車的發展產生制約作用,石定寰說,燃油稅的出臺不是限制人們買車,而是限制人們對私家車的使用,鼓勵人們上下班選擇公共交通工具,私家車作為人們物質財富的象征,可以供人們節假日旅游休閑使用。
金融危機是結構調整的契機
在日前以中央投資拉動國內高達4萬億元的投資規模以進一步擴大內需的措施中,加強生態環境建設、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支持高技術產業化建設和產業技術進步,支持服務業發展,以及增值稅轉型等措施頗為引人注目。
2008年11月13日,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08年年會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宣布,今后3年,中國將從各方籌集1萬億元資金用于環境保護。環保產業將成為拉動內需的主力軍。據介紹,新籌集的1萬億資金將主要用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節能節水節材、污染治理等新興產業,尤其核電、風電以及太陽能的開發將是重中之重,國家將把這些產業培育成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石定寰認為“這些措施很有必要”。他說,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后,國家投入很大的資金來擴大內需,對于解救企業的困難、保證經濟的穩定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包括環保、節能減排、新能源等方面的措施正是我們多年來能源結構調整中需要大力加強的,這次金融危機恰恰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最好時機。
對于國家將重點培養和扶持骨干的環保企業,以及中小型環保企業,引導這些企業向專業、特色、高精等方向發展,石定寰給予了肯定。他說:“要給予新型的產業,特別是創新所能煥發的對世界能夠產生影響的產業,比如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給予支持和更高的關注,更多的發展機會。對于民生、城市建設等多年欠賬的方面也要給予更多的考慮。對于從事節能環保產業的民營企業,要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將民營企業的科技成果應用到更廣的層面上。”
他建議,在資金等方面也應給予民營企業一定的優惠措施。因為“企業開展自主創新,追求技術進步,提高產品質量、檔次和技術水平的自發行動,若是得到國家財政、稅收、信貸、科研等相關政策的大力支持,新的一輪產業升級和轉移,不僅會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持續動力,而且會推動中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
“我們要通過這次金融危機,將結構調整、科技創新結合起來,實現我們預期的目標,為下一步經濟的健康、持續的發展奠定一個新的基礎。所以,很多措施還應該進一步深化、細化,并真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