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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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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要求，推進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讓城市成為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這一要求顯示，城市管理工作改革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執法體制，而是站在人民美好生活的角度，對城市管理法治化與治理現代化的追求。這離不開在法治大局觀下，全面、準確發揮法治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管理的法治化，要在新型城鎮化的整體戰略下實現。我國的新型城鎮化，不僅僅是一個人口集中的歷史過程，更是城市功能多樣化和城市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升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立法和執法要有統籌兼顧的類型化思維，避免“一刀切”。例如，在屬人管理上，城市管理既要滿足常住人口和收入較為穩定群體的需要，也要確保流動人口、低收入人群等最基本的利益，要有底線思維。對于一些低收入人群的簡單商販活動，既不能簡單取締，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須通過集中區域、設定條件的管理方式來提供有效服務，在服務基礎上實現秩序。
從世界經驗和我國發展實際來看，城市管理在有的歷史階段需要做“加法”，例如賦予管理部門更多的職權，將更多的事項納入到以政府為主體的管理結構中，等等。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通過相對集中行使處罰權的方式，形成了城市管理的綜合執法機構，對城市管理的規劃、建設、管理等方方面面進行了全覆蓋的功能設計。當然，在有的歷史階段，城市管理又需要做“減法”，尤其是對于一些特大型甚至世界級都市、城市群，需要對一些非核心功能進行疏解。這就要形成協同共治的思路，政府管理要向社會和市場讓渡權力與分散任務，調動市民自身的積極性來參與治理。中國自古就有“簡約治理”的傳統，法律應該有更多制度創新，讓社會、市場與市民承擔起城市秩序維護、公共產品供給的分散任務，政府起到輔助性與托底的責任。
城市管理法治化必須以問題為導向，尊重城市發展的規律。從執法體制改革切入，正是當前中國城市管理改革問題導向的表現。力量不下沉，市縣一級城市管理職能交叉、空白，管理效率低下，是當前我國很多城市管理中的問題。綜合執法機構的法律性質、法律權限都存在不同的模式，缺乏頂層設計。例如地方城市綜合執法機構的隸屬關系不清，執法人員身份不明，等等，都是阻礙城市管理有效、合法、負責任的關鍵，需要通過頂層設計予以明確和解決。
今天，完善城市管理的復雜性在于，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工業革命初期的城市，而是被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所包裹的城市，需要適應新業態和創新發展的要求。對于這個歷史階段，城市管理既要利用信息技術不斷刷新和升級管理手段與方式，打造“智慧的城市”和“移動的城市”，讓人民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便捷，同時也要應對信息產業、平臺經濟等新業態給城市管理帶來的問題。例如城市的食品安全監管，就不再僅僅是應對線下風險與實體經濟，傳統以現場執法和抽檢為核心的手段，在面對網購平臺、自媒體交易與結算時就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城市管理必須在體制機制創新中，不斷適應新的城市形態和產業形態，提升自身應對新問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