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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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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人名單公布，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獨享，他因研究消費、貧困和福利而獲獎。這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和思想，不太為中國公眾所熟知，不過昨天他一篇關于國際扶貧的舊文，在網絡廣為傳播。有些獨到觀點，對中國國內扶貧工作也不無啟發價值。
在迪頓看來，一些貧國政府能力的缺失——即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為常的服務和保護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 如果政府無能，監管和強制執行就不能有效運行，企業也就難以經營。沒有運轉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證創新企業家能從他們的新思想中得到獎賞。
總體來說，沒有國家與積極活躍的公民的有效互動，就很難形成戰勝全球貧困所需要的增長。而富國對貧國的援助，雖然在某些方面可能起到一定效果，但也會破壞貧國國家能力的發展。
迪頓所論述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扶貧，如果引申分析中國國內的情況，在很多層面同樣適用。不妨看最近引起高度關注的一則新聞——據國家審計署曝光，廣西馬山縣有3000多扶貧對象是遠超扶貧標準的，比如其中有343人屬于財政供養人員，有2454人購買了2645輛汽車。
事實上，這種扶貧亂象并非出現于一時一地。審計署2013年還曾公布19個縣2010年至2012年財政扶貧資金使用情況，發現普遍存在虛報冒領、擠占挪用扶貧資金等問題，甚至有的縣將扶貧資金用于請客送禮、大搞形象工程。
這些案例都在反復說明，如果不能提高貧困地區的政府能力，投入的扶貧資金最終所能起到的效果就會很有限。本是初衷良好的扶貧制度，在某些地方甚至會變成一種利益的爭奪和分配，這可能也是有些地方出現“慶祝入選貧困縣”鬧劇的重要原因。如果扶貧僅僅局限于從上至下分配扶貧資金，那對貧困地區的政府來說，能最快提高的能力可能就是“要錢”，而不會是更好地改善公共服務、提升治理能力。
再看個更具體的事例。就在不久前，一封涼山彝族自治州小女孩的信曾引爆網絡，讓公眾再度聚焦涼山的貧困問題。甚至還有不少爭論，有人提出涼山窮是不是因為當地人懶惰、嗜毒、沒文化等所謂人性原因。其實這恰巧證明了當地政府在維持公共秩序、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務方面的嚴重缺失。這些方面的改善需要錢，但如果沒有高效的地方政府，錢的效用就難以充分發揮。有關部門說過去涼山五年扶貧花了300億，但其效果可能得打問號。
好在相關部門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就在上個月，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接受鳳凰網采訪時，也特別提到，“轉變思想觀念、提升貧困地區自身能力，非常重要”。問題的關鍵在于怎么做。
按諾獎新得主迪頓的說法，“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與他們攜手共進創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如果把這句話反過來理解，一個有效的政府需要窮人“攜手共進”。換言之，應該讓窮人對政府起到更多監督作用、對官員職責評價有更多話語權，而不是一味依賴上級政府的指揮。
對上級或者中央政府來說，扶貧的首要也應是“制度扶貧”而不是“給錢扶貧”。比如探索完善更適合貧困地區實際的選拔官員、考核官員的機制，同時進一步放權、限權等，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通過逐步的制度改革，提升貧困地區的政府能力，塑造一個有現代意識的政府，扶貧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