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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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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病”的特征
“人口過密—交通擁堵—資源緊張”構成了北京大城市病的基本特征，而且這三者存在著內在的關聯，相互影響。
首先看人口增長。人口爆炸是瞬間的事，不能準確描述一地的人口增長，最多用某一時期的人口激增來形容。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了1972萬人，超過2020年1800萬的規劃目標。近兩年，北京市每年增加逾60萬人口，按此速度，2010年北京實際常住人口達到2000萬人已在意料之中。到2020年，這個數字很可能會突破2100萬，甚至達到2500萬。人口是天然消費力的存在，越是高品質的生活，越是需要較多的資源支撐——如水資源、能源、土地資源等，并會產生更多的垃圾，導致對環境承載容量的壓力。
大城市人口的流動半徑大，城市越大，人口平均的流動距離越長，導致人口的城內流動、人口的定點集聚對交通環境和活動環境(如公園、名勝、學校、單位等)的壓力上升。特別是節假日時很多公共場合的人口過密(或人口擁擠)現象讓人倍感人口暴漲的壓力和挑戰。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人口過密現象的出現不是自發的現象，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
其次看交通擁堵。有人稱北京是“首堵”，不無道理。每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時，北京地面交通要道總是鐵流浩浩卻行走滯重如蝸牛爬行，有時環路幾成“停車場”。專家估計，目前我國15座城市每天擁堵成本近10億元。根據北京交管局對本市嚴重堵車路段統計，1994年為36處，1995年為55處，1999年為99處，2003年經過專項治理，仍有87處。近年每逢雨雪天氣，嚴重擁堵幾成必然。
再次看資源緊張。人口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客觀存在。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不到300立方米，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10。而根據國際標準，人均小于1000立方米屬嚴重缺水，小于500立方米屬極度缺水。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億立方米左右。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現在平均一年要多抽5~6億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區，是北京建成區面積的2倍多。但資源消耗水平卻居高不下，甚至存在著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浪費現象，如很多洗浴場所、洗車房的用水量是驚人的。
首都的人地關系日趨緊張。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北京的發展正逐步向周邊地區蠶食和擴展。目前，北京垃圾填埋每年占用500畝土地。全市每天產生1.84萬噸垃圾，垃圾產生量并以每年8%的速度遞增，現有的垃圾填埋場將在4年內全部填滿。目前北京市垃圾處理廠設計的日處理能力僅為1.04萬噸，實際日處理量為1.74萬噸，垃圾場超負荷運行現象嚴重。“垃圾圍城”可能成為大城市病的突出問題。
“大城市病”的成因
今日之北京城已大不同于明清時期的老北京城，不同于建國之初的北京城，也不同于改革開放之初的北京城。北京的發展可謂是一日百變，一月千變，一年萬變，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交互推進。新中國首都城市規劃工作的推動者梁思成教授曾經預言：終有一天，北京的交通會得心臟病。他的擔憂已成現實。
大有大的輝煌，大也有大的難處。城市版圖的地理擴張導致城市人口的“出行半徑”大大拉長。居住點、工作點和活動點“三點距離”拉長，從而增加了人類人口活動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人口遠距離的流動加重了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人類趨同性的行為必然加大交通流量與交通容量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人口總量控制目標亦步亦退。198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時候都不要超過一千萬”，后來的發展卻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以實際常住人口計算，1986年首破千萬人口大關。人口增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函數，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自然規律。北京有北京的魅力、拉力和引力，這是破解北京人口之所以快速集聚的可靠解釋。
隨著人口的增長，汽車發展數量也急速增長，但道路建設卻滯后，結果導致“人口—汽車—道路”的矛盾激化。毫無疑問，一條道路修通之后其人口和交通的承載量是有明確邊界的。根據北京市道路交通設計流量計算，目前全市部分道路實際流量早已超過飽和。令人憂慮的是，私車消費繼續得到鼓勵，甚至出現排量越大、越豪華的車越好賣的現象。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人口膨脹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即“車口膨脹”，其危害性不會小于“人口膨脹”。數據表明，1997年2月，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達到100萬輛，2003年8月突破200萬輛。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機動車平均每日凈增1900輛，預計2015年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將達700萬輛，屆時平均每小時車速將低于15公里。短短兩年七個月，北京的機動車保有量從300萬輛增長至450萬輛，而東京花了12年時間才完成這一跨越。與此同時，北京開始了艱難的“治堵”歷程。
“大城市病”的對策
有一種觀點認為，大城市病罪在人口的涌入。對外來人口要不要設進城門檻?這個問題首先涉及的是敏感的社會正義問題。有專家建議，通過高房價、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將新增的外來人口擋在北京城之外。北京作為一個巨大的生存體系是有人類生態位的，房子有好壞，價格必有高低;生活有高下，成本必有大小。城市是一個坐落有致的生態體系，每一類人群都有自己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生活，窮人有窮人的活法。政府不可能為了維持“三高”而使北京體系從立體形態變成扁平。越是富人多的地方，也就越是需要低收入階層人口的支撐。人可以分三六九等，但我們還是要樹立起社會公正的大旗——能力有大小，機遇有好壞，但權利要平等，正義要堅持。
給底層人口人為設置進城門檻既不公道，也是徒勞。人口不是說控制就能控制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實際上處在自然調控的狀態中。有人認為，北京應該成為高收入群體詩意的棲居地，但我們不要忘記高收入人口的生活品質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個完備的生活服務體系來保障，第三產業的服務人員多數是來自外地的打工人口。例如大大小小農貿市場里的賣菜人口也多是底層的外來人口，他們同樣是北京便利的生活體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治理大城市病是一項系統工程：
首先，要大力建設便捷、立體、和諧的城市交通體系。一、完善公共交通網絡。經驗表明，國際上城市運行良好的地方都以準時、便捷、安全的地鐵系統取勝。縱橫密集的地下交通網絡保證了城市居民出行的便利，是各國大城市解決交通擁堵難題的最好辦法。地鐵交通可以發揮巨大的替代地面交通的作用，是最重要、最安全、最經濟的路徑。不過，地下交通和地面交通也要銜接好，特別是地鐵出站口的地面交通。一些長路線則要增加公交車輛發車的數量、減少出車的間隔，大大增加出行的便利程度。二、倡導地面綠色出行。減少小汽車的使用量和使用率，減少不良天氣狀況的汽車出行率，適當控制小汽車的消費量。但這一方面要實現城市交通公交化，大城市的動脈是快捷的公共交通網絡，要確保一個公民能夠順利抵達任何一個想去的地方。例如，2008年奧運會期間北京開始采取單雙號尾數限行的措施，這一做法明顯緩和了道路交通的壓力。
其次，設置錯時上班制度。2008年奧運會期間臨時啟動了國有企業、大型商場等單位錯時上下班措施。2010年4月起，北京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實行錯時上下班。
再次，實行垃圾分類，可望緩解生活垃圾壓力。垃圾分類是解決目前北京垃圾困境的可靠辦法，但任重道遠。和垃圾無害化處理相比，垃圾資源化和減量化是更高層次的解決垃圾圍城問題的途徑。2009年廢舊物資回收量達400萬噸，體積相當于兩個景山。2010年北京“十一”黃金周的垃圾總量為91噸，是過去5年來最低水平，得益于天安門等垃圾“生產大戶”地區在這期間增加了作業設備以及安放了分類垃圾桶等。
最后，打造合理的區域城鎮體系，鼓勵人口有序流動和合理分布，縮小城鄉、區域和城鎮的差距對于實現人口有序流動具有戰略意義。北京不能繼續在“一枝獨秀”的格局中實現自己的都市夢想，而是需要在全國一盤棋、區域一盤棋和城鎮一盤棋中實現自身的和諧、持續的發展。培育和發展若干都市副城中心，發展環首都人口居住區和居住帶，分散都市人口壓力，減少人口對北京核心區的向往和聚集。(閆昱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