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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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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宣武區組建全國第一個城管隊，1998年北京全市有了城管，而我是1996年到北京的，城管的前身是“市容”，這樣算下來，我見識了19年的“北京城管”。
1996年春節后，我從甘肅秦安農村老家只身一人來到北京，剛開始流落街頭，4月初到馬家堡的一家清潔隊，與一幫河北承德人掃大街。我主要負責永定門外大街和安樂林路。那時，感覺街頭的衛生是多部門管理，既有環衛隊，又有市容隊。
我所在的清潔隊是一個承德人承包的，歸屬崇文區某環衛隊。清潔隊的工頭隨身帶著罰款收據，看到誰在街上吐痰，或扔個煙頭，就跑上去罰人家5元錢，如果你抵賴，翻倍地罰。當然，他罰款是看人行事，主要是罰剛來北京的外地人，特別是罰衣著不整的農民工;北京人，他是不敢罰款的。據工頭介紹，罰款單子是市容和環衛隊給的，并有罰款指標，一個月得罰出2000元。工頭還將一些罰款收據分給個別清潔工，讓給亂扔垃圾的人罰款“創收”。
有一次，我到天安門廣場，看到一個男子扔了一張廢紙，這時躥出來一個女子，她迅速掏出一疊罰款單，撕下一張給那男子，說是罰款5元。男子爭辯了幾句，但還是掏了錢。這女子普通話不標準，穿著土氣，一看是剛剛到北京的，估計也在環衛隊打工吧。將罰款權層層下包，北京城管的前身“北京市容”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方。
現在你在北京大街隨便扔個廢紙，頂多清潔工嘟噥你一句，她們多清掃一下。如果提到罰款，你一定以為是天方夜譚。
當時，大街上有流動商販，市容的執法人員經常查抄。但我發現，他們的“查抄”是內外有別，外地人擺攤抓住一個是狠狠地罰，并且沒收物品，而北京人擺攤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一段時間，我在安樂林路掃大街，市容執法車來了，別的攤販趕緊跑，一個北京的老太太照擺不誤，并且叼著煙，市容人員不敢把她怎么地。
還有一次，我掃的大街上一個人用馬車拉著西瓜賣，這時市容的車從遠而近，商販趕緊扔下馬車躲起來。市容的人截下馬車，大聲招呼行人：“這瓜免費送，誰要誰拿。”不到十幾分鐘，一車瓜就被哄搶了個干干凈凈……市容這么罰商販，看得我是觸目驚心。
天天掃大街，天天看到市容圍堵商販，天天看到野蠻執法。
1996年9月1日，我到廣渠門大街的天龍東里小學當雜工，清潔樓道，打掃校園，還要外出給學校用三輪車拉東西。我上街少了，市容執法的見聞也就少了，但并不是沒有。
1997年春的一天早晨，我推著垃圾車去對面胡同的垃圾站，途中看到市容的人執法。一個穿制服的大高個一手死命抓著一瘦小伙的前衣領，呵斥著要查暫住證，小伙腰里系著有點臟的圍裙，戰戰兢兢，就像是被老鷹逮住的小雞，突然高個子制服手猛一使勁，小伙就被摔出幾步遠，倒在地上呻吟。接著幾個市容人員一腳踩翻炸油條的火爐和油鍋，滾動的蜂窩煤在流動的油里越燒越旺……油和火快滾到瘦小伙的大腿上，他趕緊趴起來。
這情景，我小時候在電影里看過，絕對是土匪進村的作派。
怎么回事?胡同右手邊是一米高的臺階，一排小商店小飯店，做早點的人將油鍋搬到門口了，市容的人說是非法占道，于是動手打人并踩翻油鍋。當時北京盛行收容遣返外地人，按說市容的人沒資格查暫住證，但他們“越位”查證就是讓你吃啞巴虧，我把你打了，你還不敢聲張，否則就叫警察來收容你。有時候，你即使有暫住證，一把撕了照樣收容你。
1998年，城管在全國陸續組建，一開始它與市容一樣聲名不佳。對外地人來說，北京城管品行更惡劣，他們還是“越位”拿收容遣返要挾你，粗暴執法了讓你不敢言語。有一天，我騎自行車去崇文區教育局取文件，回學校的路上(幸福大街)，突然被兩個城管攔住，說是把步行街的垃圾清理了再走。
我一看，幾個農民工在拿鍬往車里裝垃圾，一旁兩個城管背著手看著，而這幾個農民工也是好好地走路，突然被城管“劫持”來清潔街道。北京城管抓住了外地農民工的命門，你不聽從我的，我就報警來收容你，而外地人最怕的就是收容遣返，于是乖乖就范。不過，那天我并沒有就范，乘城管不注意，蹬著自行車逃之夭夭。
過了幾天，我還是在幸福大街騎車差點被城管截住，他們已經截住了五六個外地農民工，一旁的白灰墻上不知誰胡亂寫了字，要求幾個民工用鏟把它們鏟干凈。看著幾個人灰頭土臉地鏟墻，我幸運自己騎了自行車躲得快，如果步行非得被城管抓了當苦力使。
現在想想：真的很可怕，北京城管隨便攔截行人，這與土匪沒什么兩樣。
1999年冬的一天，我拿著墩布擦教學樓樓梯，碰上五年級數學老師楊秀茹，她一臉驚悚地說：“今天早晨，早市上城管的人將早點攤踩翻了，結果小販操起一把刀將對方戳死了。不過，死了的還不是正式的城管，是城管雇的保安。”楊老師設身處地分析：這么冷的天，小販半夜起來就得準備，和面、熬豆腐、切咸菜、清潔碗筷、生火鍋子，然后蹬三輪車往早市趕，費了那么大的勁還沒開賣呢，你就過來把我的早點攤踩翻，這事擱誰身上誰受不了。楊老師還說，如果自己也是小販，你城管的人踩翻早點攤，也得豁出一條命戳死他們!
北京城管的惡，還包括他們雇傭的保安，或其他臨時工。
那幾年，我總覺得北京城管的惡，還與輿論環境的差有關。我不止十次聽過類似抱怨：城管行兇了，小販向媒體打熱線電話求助曝光，可就是沒有記者來，個別時候來了記者可沒有下文;哪個房頂或樹杈困住了一只小貓小狗，你給北京市的媒體打電話，他們馬上派記者來報道。1990年代末，北京的媒體關愛動物甚于關愛小商販，城管似乎不受輿論監督。
有一天，我在學校傳達室翻看《北京××報》，有一篇新聞說是某城管隊將小販的西瓜沒收了一車，拉到敬老院給老人吃，記者贊嘆城管心中有愛。我當時就感覺不對勁：第一，你城管“借雞獻佛”哪來的愛?第二，你隨隨便便將小販的東西轉手是不是違反了程序正義?——大家不要笑，當時我是學校清潔工，但已讀了三四年《南方周末》，聽了五六年BBC、德國之聲和法廣，受到些法治啟蒙，“程序正義”這樣的話并不陌生。
我總覺得北京媒體顧全“首都形象”，寧可錯誤地贊揚，也不批評“北京城管”。北京市級層面真正有輿論監督，是《京華時報》《新京報》誕生以后，兩家報紙有時會曝光“北京城管”，而這已是另一個世紀的事了。
北京城管第一次有點人樣，是2003年6月收容遣返制度廢除后。一方面，他們不能拿暫住證要挾外地小商販或農民工，一方面網絡興起人人可曝光他們。之前，我是躲著城管走，現在有時故意在城管跟前擾來擾去，他們不敢把我怎樣，更別說“攔截”了當苦力使。
2004年的一天，我騎車路過亞運村，看大家圍觀城管和小販。一商販推著三輪車被城管截住，他們將三輪車沒收后扔在卡車上，不料，小販猛地爬進卡車底下，以死抗爭，幾個城管人員蹲下身子好話相勸，但他就是不出來，最后城管叫來警察，大家一起才將小販從車下勸出來。整個過程，城管和警察沒有動粗。要是擱在以前，把你從車下撕扯出來先暴打一頓，然后查暫住證，即使你有暫住證撕了再收容到昌平篩沙子。
此后幾年，我基本沒看到北京城管動粗的事，他們的確文明了許多，但還是有漏洞可批。
2007年春節，我在廠甸廟會上看到城管的車，用“隨時停車”的鐵皮牌遮擋住車牌號，這嚴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我寫了一篇批評小稿發在《新京報》，但我發現城管的車還是遮擋車牌號。5月，我將批評稿轉到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6月，我接到北京市城管局一姓史人的電話，說是誠懇接受批評，一定整頓亂遮擋車牌號的事。沒兩天，我就發現自己所租住的珠市口、天橋、虎坊橋一帶的城管車都摘掉遮擋物露出車牌號。
9月10日，我再次接到北京城管局史先生的電話，說是局領導非常重視我的批評，對全市的城管執法車進行了集中整治，共檢查300余輛執法車，確實發現并糾正了故意遮擋車牌號的事。那一陣，我騎著自行車滿大街轉悠，再沒發現城管的車遮擋車牌號的事。
此后好長一段時間，我與北京城管相安無事，沒看到過他們的“動粗”。但其不文明并未絕跡。
2010年吧，我去天壇東門附近一老鄉開的飯店，見兩人吃著一桌飯，老鄉說是城管，他倆老是說飯店門口這不合適那不合適，于是請著吃飯“買平安”。北京城管明處的不文明少多了，但暗處的不文明依然我行我素，更多的暗處不文明咱無從發現。
2013年春，我在王府井大街的社科博源賓館門口，看到一輛城管執法車又在遮擋車牌號，于是果斷拍照，投到《新京報》“拍者”版，報紙曝光第二天，我再到老地方“復查”，那輛城管車已經不再遮擋車牌號了。
這兩年，智能手機興起，人人都是一個攝像頭，無時不在的“監控”倒逼北京城管繼續提高文明水平。此外，一些外地高材生為“留京”當城管，光我知道的，就有四五個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學士考公務員當了城管，他們有法治觀念，改良著北京城管中的一些“老大粗”。說真話，這幾年我在街頭沒發現城管動粗的事，反而碰到小販咒罵城管不還口的事。相比十幾年前，北京城管已經是天壤之別。
單從明處來說，北京城管并不是完美無缺了，仍有不文明的“死角”，那就是執法時依然內外有別：對北京小販不嚴或小嚴，對外地小販大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