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主任研究員
城市化就是要解決當代人類文明面臨的問題。芒福德說,人類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斯蒂格里茨為什么說中國的城市化是“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之一,而不是“造福”世界的大事呢?這是因為中國人如果把城市化走對了是造福世界,走錯了就會貽害整個人類。杰文斯認為英國在城市化的時候消耗的是全世界的資源,美國揮霍的是全球的石油。全世界的城市中間,我覺得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是不輸給歐洲人的,大家看現在有水的城市一般是堤、路、橋、岸一體,車往上一走就把城市與水隔開了。我們看西湖的堤是蘇堤春曉,西湖的橋是斷橋殘雪,岸是平湖秋月,“詩意的棲居”海德格爾的理想在中國。參觀過清河新區后,我覺得這個城市對未來、對后代都將留下一筆遺產。
第二,對于城市化史館,我想談談我的認識。我認為我們今天的城市化是從1840年開始的。按時間講,19世紀的后50年,全中國的城市化率增長了0.7%,但是,長江三角洲盡管遭遇了太平天國這些戰亂,還是有2.7%的一個增速。放眼這200年來,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偉大的歷史轉折。第二次浪潮就是改革開放以后的城市化,它完全建立于第一次浪潮,沿海開放城市全是第一次浪潮中出現的城市,深圳發揮的是香港的作用,浦東開放發揮的是上海的作用,濱海新區發揮的是天津的作用,而兩江新區發揮的是重慶的作用。第一次浪潮中間哪種城市給我們國家帶來的貢獻最大?毫無疑問,既不是殖民地城市,也不是傳統封建城市,而是租界城市。不同的公共服務提供機構同城競爭的時候,造成了公共經濟的競爭。上海兩國租界,天津九國租界,武漢有五國租界,同城競爭之后帶來的發展完全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說開放帶來了中國的進步。
第一輪開放從被動開關變成主動開放,進而全面開放。而這一輪的開放是主動開放,但它是片面淺層的初步開放,僅僅在經濟領域,并且僅僅在市場經濟領域,公共經濟、醫療衛生、新聞出版、教育等等這些領域并沒有開放,片面開放帶來的是畸形的增長,這就是今天中國城市化病的原因所在。
今天我們的人民已經富裕起來了,但是富裕起來應該干什么呢?要教育。所以現在全中國都面臨著缺乏公德、缺乏教育的問題。兩個西方首相的預言,第一個已經被印證了,就是說中國其衰,日本其興。第二個是1980年代撒切爾說中國不可能成為大國,因為不能輸出價值觀。30年過去了,現在沒有人認為中國在價值觀上給人類做出貢獻。所以,我們的新城建設邁出了非常令人敬佩的一步,但是舊城保護呢?所以當我們的新城建設以后,如何對待我們的祖先,如何重建我們的尊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目前還沒有一個地方成為世界研究城市化的一個圣地,有志者出自清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