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近日,城市化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中國鄉村建設院院長李昌平應邀參加“第八屆縣鄉干部論壇”并發表主旨發言,他表示,我們需要從戶籍改革、農村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和農村基本組織制度、基本經營制度與基本治理制度改革中的誤區中走出去,才能使三農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關于戶籍改革,李昌平談到,30年以來的戶籍改革是在一個圈子里打轉。過去戶籍制度為何改不好?如果站在改革以前的計劃制度來看,戶籍制度一點問題都沒有,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它就是為計劃經濟服務的。而現在要改革戶籍制度,是正確的選擇。我們現在搞的不是計劃經濟了,不是統購統銷,不是配給制。目前戶籍制度問題是國民待遇不均等,歧視農民,阻礙了自由流動。過去農民之間是均等的,城里人之間也是均等的,城鄉的差別也不是很大,所以那個時候的人愛國情緒高。而近些年來戶籍改革并無成效,因為除了城鄉二元體制基本沒動以外,還改出了城城二元體制。比方說我是上海的,現在調到北京去,如果不是國企體制內的調動,即使你做了北京姑爺,照樣不能享受北京的待遇。這就叫城城二元體制。還有企企二元體制,是指一個企業內部有二元體制,企業與企業之間也有二元體制。體制內的人不干活,體制外的人干活。體制外沒什么待遇福利,除了給一點臨時工資。即使是公司內部調動,如果北京不給戶口指標,仍然不能享受北京的待遇。所以你會發現戶籍制度改革為什么改不好,因為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福利差別越來越大了。
關于農村土地金融制度改革,李昌平認為,近年來金融以及與農地相關的一些改革也進入了一個誤區。現在農地金融制度相關的改革將農村信用合作社改成了商業銀行,信用合作不發展(全國只批了43家),村鎮銀行、小額擔保公司等卻大行其道。農村金融當然不搞合作金融,那么所有的金融都有可能異化為其他的金融,只有合作金融才是農民自己的金融。所以要解決三農問題,就要優先發展合作金融。
關于農村基本組織制度、基本經營制度與基本治理制度改革問題,李昌平表示,他曾發明一個詞,叫做“一般性制造業的拐點”。因為在亞洲四小龍之前,制造業很有優勢,全球只有幾億人搞制造,有幾十億人消費。但現在一般性制造業已經無利潤可賺,因為中國加入到里面去了,中國十幾億人口,印度、越南、南非、巴西也加入進來了。所以一般性制造業出現了拐點,由少數人掙多數人的錢轉變到多數人賺少數人的錢。所以現在城市需要農民的勞動力而不是人,工業化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的人,城市化要農民的土地,不要農民的人。因為出現了制造業拐點,所以減少的利潤不足以把農民轉化為市民,所以我們出現了幾億的流動人口。
李昌平認為,現在我們有兩條路可以選,一是政府和資本結盟,消滅小農的道路,現在我們有這個傾向,這是一個誤區;另外一條道路就是政府扶持村舍共同體,把傳統分散小農轉變成有組織的現代小農,由現代小農來主導現代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農村的治理。這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道路。我們不能走菲律賓式的錯誤道路。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說菲律賓你種什么糧食,糧食我給你們,你們種一些比糧食更值錢的作物,由我們來收購。后來,又說你們的農民不掙錢,就把土地收購給我們,由我們經營,你們還可以來打工掙錢。后來又說,農民去城市打工收入更高。可是韓戰結束后,菲律賓的工業急轉直下,大量的農民工想回農村也回不去,就集中在城市鬧革命,要民主,要自由,要工作。政變之后成立了軍人政府,學臺灣搞土改。但是到今天還沒搞完,因為后面有強大的美國在支持菲律賓資本家,所以搞不下去。那么韓國、臺灣、日本走了一條什么道路呢,就是由政府扶持農村,由農民來主導農業發展、農村治理,他們的經驗是成功的。
如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必須由農民來主導農村的生產、治理,那么就必須確認黨支部領導下的村社(民)共同體為農民基本組織制度,村社(民)共同體內“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業及農村經濟的基本經營制度,村社(民)共同體內民主自治制度是農村基本治理制度。基本組織制度、基本經營制度、基本治理制度是一個整體。“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個“基本經營制度”已經寫入《憲法》,其他兩個基本制度也應該寫入憲法,并長期堅持。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三項基本制度存在于農村村社共同體成員的集體所有制基礎之上,動搖了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就動搖了三農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村治理的根基。所以習總書記再三的強調農村改革不能夠動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底線,是完全正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堅守。李常品分析,只有三項基本制度確定了,政策才不會動搖,三農發展才有主體性,大多數人才能分享改革的成果。現在應該敢于改正以前形成的錯誤,比方說一強調集體所有制,就說你是左的;一強調集體經濟,就說你破壞市場經濟;一強調村社共同體,就說要回到人民公社。這種意識形態既不符合憲法,也不符合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要突破這種意味形態,回到實事求是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