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12-18 18:00:54
來源：華商報 作者：楊鵬
華商報記者獲悉，日前，被媒體稱為“西安最牛村支書”的未央區徐家灣街辦北辰村黨支部書記葛七寶，經西安市未央區紀委研究決定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其違法問題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據報道，未央區紀檢監察機關，針對區內“百村城改”計劃實施中，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行為易發多發、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進行集中整治。目前，共受理涉及農村基層干部信訪舉報139件，立案44件，查處44人，5名農村基層黨員干部被開除黨籍。
單從已公布的集中整治的數字來看，“蒼蠅”不可謂不多。這讓人想起了，此前中央巡視組曾在反饋中出現過的“小官巨腐”這樣一個頗為顯眼的新提法，特別是“都市村官”貪腐問題被正式擺上了桌面。當村官能夠在聲勢浩大的“打虎拍蠅”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不能不說，此類蒼蠅，數量之多，危害之大，顯然，“蒼蠅”亟待拾掇。
當人們還把“別拿村官不當干部”掛在嘴邊，可村官們的腐敗程度早已達到或趕超著“干部”。是的，再小的官，他也是官，小官腐敗起來一點也不亞于“大官”了，“都市村官”的任性似乎到了野蠻的程度。由于村官離群眾最近，離監督太遠，法治意識淡漠，所以，一旦任性起來，他們就直接傷害近在對面的群眾，既為腐敗，勢必存在著監督失位的腐敗共同邏輯。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歷史地看待“都市村官”，他們的“任性”并非天生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也只有進入歷史，才能探索任性的基因所在，找準病根。
南京大學肖唐鏢教授把我國村干部代際變化分為三個階段，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這一階段的村干部大多“紅”且“權威
”，這一時期遴選村干部最看重個人品德；1980年代末特別是1992年之后，這一時期的村干部大多看重的是經濟，用的是“富人”；而從19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強人式干部”，這一時期“重勢力、用強人”。
顯然，每一個階段的村干部特點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歷史原因，換句話說，今天的村官，往往都是這些“強人式干部”，正如有學者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發現，認為“強人式干部”治村，不僅是基層政府的需要，也是農民的需要。尤其是，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利益的蛋糕不斷變大，牽涉農村土地征收及工程建設等等，“強人式干部”才能完成對上對下的雙重任務，老好人式干部顯然難以勝任。
問題恰恰就在于，權力約束不夠，強人就時不時展露出“強權”一面——誰掌控了村委會權力，誰就控制了利益分配。誠然，我們有法定的罷免程序，但基于風險和成本的考量，農民不到萬不得已，不足以也不敢輕易挑戰“強權”，如此情況下，治理村官，最可行的路徑便是，只有等待上級部門的強力介入。現實中，村官的腐敗程度，大都與上級介入的早晚和力度密切相關。
所以我們必須要清楚，村官問題具有明顯的時代性特征，在普遍由強人充任村官的時代，或者說選任的大部分都是“強人式干部”，要讓強人克制“強權”，勢必要求上級監督容不得絲毫打盹。一方面，要對強人實施“盯人式防守”，及時發現問題，莫等問題惡化，另一方面，監督和幫助村民落實村民自治，逐步建立起健康的、科學的農村治理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