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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他的介紹中，經濟導報記者得知，附近村民在當地政府組織的“三村合并”工程后多數都搬進了這里的新樓，一期共安置289戶。

　　導報記者眼前的洛城浮橋社區正是壽光當地三村實施的合村并點工程，是三村利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實施的舊村改造工程。實施合并后，該村共節余建設用地指標136畝，全部節余土地指標獎勵都用于新村建設。由于當地政府補貼及時到位，村民也欣然接受搬遷。導報記者采訪了解到，村民住新房的支出為每戶17萬元左右（同期自家舊房改造的市場價約為15萬元），政府各項補貼就占一半，為8.5萬元。

　　洛城街道辦主任田太卿介紹，當地村民在這次合并工程中就是“小證”換“大證”入住新房（即出讓自家宅基地換取新建住房房產證）。“住房面積幾乎不變，住房條件升級換代，花錢不多，土地面積還有增加，這簡直就是魔方。”田太卿給導報記者算了這樣一筆經濟賬：“實施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后，分配到農民的土地每戶能增加7分，種的還是蘿卜，就按蘿卜每畝4萬元的收成計算，每年每戶能多增加2.8萬元收入。”

　　盤活存量土地

　　濰坊市國土資源局局長劉樹亮表示，利用遷村并點、整體搬遷、原址改建等模式盤活土地，其優勢在于實現土地增值效應的同時 ，將城市復制到農村，合理完成城鄉一體化的過渡。

　　但他強調，其前提是現有土地政策能否落實，能否吸引農民注意力，社區是否有靈活的規劃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能。

　　3年來，事實充分證明，這種嘗試在農村有廣泛的基礎。自2006年作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城市以來，濰坊市共計35個掛鉤項目區獲批，掛鉤周轉指標2.3068萬畝，涉及12個縣市的302個村，復墾耕地5894畝，節余建設用地指標4986畝。

　　按照每年盤活1萬多畝計算，濰坊市從2009年至2013年爭取騰出土地5萬多畝。

　　對于這種形式的社區，農民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采訪中導報記者還了解到，不少社區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脫穎而出，頗受老百姓歡迎而成為“明星村”。例如高密市姜莊鎮山豐新村項目，安置房采取庭院式設計，房前有鏤空花墻，房后有精致小院，植以樹冠寬大的樹木，又可存放生產農具。還將“熱炕頭”砌筑到了臥室，照顧了村民的起居習慣。

　　解決土地供需矛盾

　　目前山東每年需新增建設用地30萬畝以上，其中占用耕地20萬畝左右，因此，單純利用土地整理復墾開發來占補平衡、補充耕地的難度越來越大，必須結合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

　　而現有農村建設用地2304萬畝，占全省建設用地總面積的50%以上，其中農村居民點用地1815萬畝，占農村建設用地的79%。全省農村居民點人均用地238平方米，遠遠超出國家規定的人均150平方米的高限標準。

　　盤活農村存量建設用地成為解決土地供需矛盾的突破點，通過集中布局，對田、水、路、林、村實行綜合整治，推動農民居住向城鎮和社區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城市文明向農村輻射，最終推進城鄉一體化。

　　導報記者從省國土資源廳獲悉，未來10年還將至少向農村投入土地整治資金300億元，綜合整治土地1000萬畝，挖潛存量土地級差收益返還農村2000億元。

　　警惕地方“沖動”

　　在這一波聲勢浩大的試驗中，也有專家發出了不同的聲音，認為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的沖動下容易操之過急。

　　“山東部分城市的試點是成功的，也有相當的經驗積累。但這一行為推廣到某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就容易被當地政府曲解，認為只要主導了社會強制性的變遷，把農村建設用地作為抵押就可以發展當地經濟。”山東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導報特約評論員秦慶武說，“另一方面，拆村并點、就地城市化容易凸現出農民生產方式的不健全，因為居住地離勞動生產地距離增大，所以給耕作帶來一定的麻煩。”

　　秦慶武進一步解釋，土地本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但現有《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只能在土地上從事農業勞動，對土地產權的規定相對模糊。一方面所有權缺位，另一方面土地產出效益不大，平均每年每畝180元人民幣的經濟效益使得農民對土地不夠珍惜。所以，只要有變現、走資本化的選擇，農民還是愿意出讓土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農民暫時忽略了對自己權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