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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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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津逵：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資深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副主任
題 記
有人說上海是東方的巴黎，意味著上海是巴黎的“回聲”；
有人說哈爾濱是中國的莫斯科，意味著哈爾濱是莫斯科的“回聲”。
于是，人們不禁要問，中國自己的聲音在哪里？
我們看到的一個個城市一棟棟建筑，這些物質空間其實是一個影子，反映的是社會空間，是社會的表象。
客家的村落是圍合的，四角有四個碉樓，里面一圈一圈地圍合，形成圍龍屋。盡管從空間外形上看，客家的圍龍屋有方形、圓形和半圓形，但表現的是對外的防御和對內的凝聚。
在四川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周圍是山，村民集聚在一個壩子中間，反映的是這個地方的人和山地自然生態的關系，以及村民之間比鄰而居、守望相助的社會結構。
湖南丘陵地帶的建筑則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非常有趣：一丘一丘的小崗，圍著小崗的有一圈等高線是居住線，居住線下面一兩米是稻田，稻田中間穿過去的是比稻田水位更低的河流。這個關系特別有意思，如果突發大水，會淹沒稻田卻不會淹沒村子；而住在這個村子里往下走兩步就能夠下田插秧，再走兩步就能到河里去提水。其實古人在城市選址中也深諳這個道理，管子將這種選址筑城的原則叫做“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
這就是中國人通過上千年的農耕生活，經過無數次的災難、風調雨順總結出的經驗。而這種生活是和人們的生產直接相關的。由于那時人們生產是依靠步行，所以村莊之間的距離是適宜的步行距離。如果兩個村子之間太遠，兩村之間的土地要去耕作，早上去下午才到，那就會在耕作地慢慢出現定居點，逐漸發展成一個新的村，村莊的緊密程度取決于安全和互助的有效距離。村莊的規模又受到山川地貌的局限，在湖南丘陵地帶鮮有一片能夠上萬人聚集而居的平地，所以只能是大分散、小集中。而大分散小集中反過來又對這個地方人們的心理結構造成深刻的影響。湖南人性格中的倔強、自由舒展，不愿隨便附和別人意見，因為他們家家住得很獨立。同時湖南是稻作文化區，種水稻和種麥子是不一樣的，種水稻必須彼此互助，澆田用水、插秧收割，都要大家一起插秧一起收割，再一起翻地，相互幫助。否則，這家澆田、水漫一遍，那家澆田、水再漫一遍，就太浪費了。湖南人在生產上的協作、生活上的獨立，造就了性格鮮明的湖湘文化。
在一個上萬人居住的地方，高樓鱗次櫛比，小街小巷密密麻麻，一家的后窗戶打開就看見另一家前窗戶，為了不影響別人，誰都不好意思大聲說話。這樣的地方的戲曲、民歌一定非常輕柔，比如采茶調、江南絲竹、廣東音樂都是在成千上萬人聚集而住的地方產生的。假如一個地方方圓幾里之內看不見一個人，像林海雪原，只有高聲呼喊彼此才能聽得見，或者黃土高坡“交通靠走、通信靠吼”的地方，必然養成東北人、西北人的粗獷和直爽。
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容器，就如城市是西方文明的容器。假如沒有湖湘文明，也就不會出曾國藩、毛澤東、胡耀邦；如果沒有華北平原村莊，就不會有燕趙悲歌。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是鄉村文明，中華民族的優秀基因在農村。
一百年前打開國門后，中華文明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挑戰，沿海一系列小漁村在這場挑戰中變成了一夜之城。中國沿海出現了萬國城市博覽會；近三十年在百年前開放城市帶的基礎上，中國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沿海成為世界工廠，這些都是在應戰中進步，這些進步主要發生在城市，主要是向世界先進文明學習的成果。如果說中國回饋了世界什么，從價值觀、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到科學技術，我們貢獻得還非常有限。我們現在總體上還在被動應戰，還沒有拿出一個新的東西回饋世界，拿出一個可以“轉守為攻”的文明。如果拿出上海，人家說上海是“東方巴黎”，是法國巴黎的回聲；如果拿出哈爾濱，人家說這是“東方莫斯科”，是俄羅斯莫斯科的回聲。我們自己的聲音究竟在哪里呢？一定是當我們的鄉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鄉村社會實現自治的時候，中華文明才不僅分享到人類先進文明的成果，而且會真正對世界文明做出貢獻。說到底，中華文明的復興最終體現在鄉村文明的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