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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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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重慶7月16日電（記者李松 牟旭）對于還有著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的中國而言，扶貧攻堅戰正受到成本上升的考驗。
在西部直轄市重慶的貧困地區，不少農村的扶貧干部普遍感到，政府扶貧投入不斷加大，但由于扶貧成本提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扶貧效果。面對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扶貧產業發展等要素投入成本上升，扶貧正在走進高成本時代。
地處大巴山腹地的重慶巫山縣是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縣扶貧辦主任朱欽萬算了一筆賬：2006年前后，巫山縣通村農村機耕道修建成本一般是7萬元／公里左右，目前修路成本已漲至10萬元／公里。
“在巫山縣，2005年修建一個蓄水量在100立方米左右的水池，投入成本需要1.2萬元左右，目前相當的蓄水池，修建成本已漲到五六萬元。”朱欽萬說，“巫山縣扶貧投入逐年提高，2009年為2577萬元，2011年達到5200萬元。”
目前，巫山還有約5萬群眾存在缺水問題，20多萬群眾飲水不安全，有1000多戶貧困群眾居住在茅草房或土坯房中，生存條件短時間內難以得到改善。
專家表示，一些國家級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成本上升有一些共性原因：一是物化、勞動力價格等投入要素成本上漲；二是隨著扶貧開發深入推進，目前未脫貧人口基本集中分布在深山區、高寒區、地方病高發區，自然環境惡劣，基礎設施落后。要實現這些地區群眾的脫貧，成本更高，難度更大。
來自國務院扶貧辦的數字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貧困人口總數為9899萬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過去一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650萬人，并提出今年要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繼續向貧困宣戰，決不讓貧困代代相傳。
今后7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從中國國情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
成本上升和其他因素的疊加也增加了扶貧的難度。在中西部貧困地區，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務工。人口外流后，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靠以前政府補助、受益群眾投工投勞的方式推進很困難。
近年來，為推進扶貧工作，一些貧困地區大力推進“整村脫貧”工作，通過整合資金投入，部分貧困村面貌得到很大改善。
在重慶，平均每個村“整村脫貧”投入資金約為600萬元，資金量看似不小，但這些錢要分配到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基本農田建設、基礎產業、村道公路、人畜飲水等10大類20多項指標，資金使用顯得“衣長袖短”，基層政府在資金使用上只能先解決燃眉之急。
面對扶貧挑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一改過去多強調提高扶貧標準、新增扶貧項目等具體措施的特點，以“創新扶貧開發方式”為題闡述扶貧工作，提出地方要優化整合扶貧資源，實行精準扶貧，確保扶貧到村到戶。
重慶市黔江區天禹人農業發展股份合作社理事長張楀表示，在加大扶貧攻堅力度的同時，也亟需創新扶貧方式，改“漫灌”扶貧為“滴灌”扶貧，確保扶貧到村到戶。
在加大援助的同時，貧困地區也在努力增加“內生動力”。扶貧資金互助社正是一種典型的激活貧困農村發展內在動力，提高自身發展能力的例子。
地處重慶武陵山區的彭水縣坨元村，在政府扶貧資金幫扶下，貧困農民自發組建扶貧資金互助社，每戶農民入股250元，最高能獲得5000元資金支持。這一小小的“草根銀行”平臺解了農民發展生產缺資金的燃眉之急。
據了解，2007年試點至今，重慶32個區縣已建起1150多個扶貧資金互助社，全市平均每年有2億多元資金留在貧困村內滾動，可以解決農民的資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