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朝陽區的金盞鄉漂泊了5年的王倩(化名),決定離開北京回老家。在她看來,北京的吸引力不再那么搶眼,而回家的誘惑更讓她心動。
今年春節過后,位于北京市朝陽區五環的金盞鄉,租房子的廣告隨處可見,餐館招聘員工的啟事亦是屢見不鮮。
“過完年生意就不好,尤其是3月份最明顯,營業額比去年同期減少近三分之一。”在此地經營7年的餐廳老板告訴記者,外來人口是金盞鄉眾多餐館消費的主要客流,生意不好緣于這一帶外地人口來北京的數量大量減少。
金盞鄉是外來人口的聚居區,而其所屬的朝陽區是北京外來人口占比最多的區。外來人口進京大潮明顯減弱,朝陽區只是一個縮影。
據6月18日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規模均未超過60萬人。
北京外來人口的減少,不僅僅是這些“寄居”在北京的外地人的個人感受。記者梳理北京市統計局近幾年人口數據發現,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外來人口增速一直呈現下降態勢。
北京人口調控戰
人口規模提前突破城市規劃,一直是北京城市發展的心病。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還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的目標。
從2010年開始,為應對北京外來人口過快增長,北京出臺一系列人口調控“組合拳”,對于外來流動人口,北京市實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
比如以業控人,意味著北京發展科技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降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2011年初北京市提出,將對小百貨、小食雜店等17類業態提升審批準入,約涉及30萬戶商業主體、100萬名流動人口。
“我們做調研時,也有感覺到,今年北京外來人口明顯減少的趨勢。現在有些外來人口慢慢回去了,有的人也在思考比較回去好還是來北京好?這是一個好現象。”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據他介紹,北京外來就業人口中,2/3都集中在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住宿和餐飲、建筑業四大傳統行業,其中,批發零售業就占到11.4%。
北京對外來人口調控除了戶籍、居住證等剛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場、群租房以及上學門檻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來人口來京。在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容納就業人口眾多的批發市場外遷懸局,就攪動著外來人口的心。
如果不出意外,外來人口持續減少這個趨勢將在以后的幾年中持續,加上未來經濟形勢不算樂觀,逃離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沖動可能會越發強烈。
數據顯示,2010年北京市外來人口704.5萬,比上年增加195.3萬,增速為38.4%;2011年北京市外來人口742.2萬,比上年增加37.7萬,增速為5.4%;2012年北京市外來人口773.8萬,增加31.6萬,增速為4.3%。
外來人口逐漸回流
對于一部分外來人口而言,涌入北京不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選擇回老家的王倩心里有自己的算盤。“這幾年家鄉的建設也很好,工資和北京差不多,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去,就近找個活干,這樣可以照顧家里,還可以掙錢,何樂而不為?”王倩對于自己離開北京的選擇,滿意地向記者說道。
實際上,近幾年出現的外來人口回流趨勢,源于城鎮化和結構調整進入提升期。拉動外來人口回歸的要素也在增強。近年來,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政策,給予創業者資金、技術、審批等方面的扶持。
“城市的要素成本逐步提高,相較之下,地方政府政策的到位,比如各地出臺的一些吸引農民工返鄉的優惠政策,對農民種玉米、水稻都有補貼,從而拉動外來人口回歸。”趙弘說。
在記者走訪中,多數外來務工人員也表示,北京近幾年的政策調整、經濟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們返鄉。
6月6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
據了解,對于戶籍改革總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顯然,未來對大城市人口的控制將越來越嚴格,“我們的城市病是長期不合理的二元結構導致。如果農民在土地外涌動,一方面會帶來城市病,另一方面加劇農村土地撂荒、當地人才缺乏、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等很多問題。”趙弘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