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群租……城市管理中的 “老大難”問題,往往關系到公共資源與個人利益沖突的交集,“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往往容易激發矛盾。實踐證明,在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上,除了建立起各項現代制度與科學決策機制,還需要以城市理性推動城市進步,讓管理行為與城市精神與價值取向相向而行,才能起到順勢而為、順水推舟的治理效果。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上海軌道交通的逃票人數大降50%。這跟上海提高了逃票處罰力度和率先實施誠信記錄系統密切相關。過去,管理者處理逃票者的手段不多,除了教育,只能象征性地罰一點款,人力上也管不過來。曾有一種觀點,是不是把逃票者的照片張貼出來“示眾”以儆效尤,外省有些地方也已經這么做了,據說效果還不錯。
不過,在制定有關軌道交通管理辦法時,經過充分公開和廣泛的討論,上海最后沒有采用這種辦法,而是采取了加大罰款力度并結合把逃票記錄到個人誠信系統的手段。個人誠信記錄實際上是一個中立系統,不屬于行政部門也不是商業或私人機構,引入這樣一個第三方加入治理結構,突破了原本“警察抓小偷”式的直接對立關系,而且從剛性的行政處罰過渡到柔性的機制約束。市民們因此也紛紛關注起誠信檔案的問題,在議論中樹立起了“不良誠信記錄讓失信者寸步難行”的觀念。這樣的治理方式對乘客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沒有觸及逃票者的個人尊嚴或直接處罰他們,但是用看不見的行為機制約束了“私德”的失范,其背后的治理邏輯是順應城市價值取向,在取得市民普遍支持與理解的基礎上開展行政管理。
與逃票相似的是,群租問題多年來也一直是社會治理的難點。上海在8年前就開始討論如何通過地方立法來管好群租,然而當時的市民對群租的認識看法和重視程度并不一致,主要是由于群租的確符合了一部分市場需求,其泛濫程度也還在一個發展的過程中,大多數市民抱有“只要不發生在我住的樓道里就無所謂”的態度。加上房東和房客對自身利益的維護,物業部門也多數存有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心態。因此,盡管8年來反復有過相關討論和一些負面事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行政管理手段,但在總體上并沒有打破這樣一個輿論氛圍。直到群租現象越來越頻繁地引發鄰里矛盾、火災、漏電等安全事故后,市民們的認識逐漸發生了轉變,群租已經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可能跟每個人都相關的安全隱患。在這樣一個民心基礎上,上海適時推出《居住房屋租賃管理辦法》,進一步嚴格認定了群租標準和相關各方的安全責任,結合群租多發地區的安全隱患查處和整頓,使群租市場迅速降溫。從房東、房客、中介、社區到監管部門,多方在有一個基本共識的前提下,在治理上形成了合力、減少了阻力。
城市理性,倡導開明睿智,表面上看降低了效率,但它是為了形成共識和追求最大公約數。我們已經身處利益訴求多元化時代,現代治理在城市運營中更是體現出要與多種元素、多種利益協調治理的特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依靠單方面權威推進社會管理,效果在減弱,隱患也很多。“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币乐箓€人的非理性表達,協調好各方利益,要懂得順勢而為,順應人們的合法權益和真實需求,重在通過價值取向和精神引導來推動城市理性的進步。
“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作為站在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上海應當繼續抱著開放的心態,在城市治理的探索上,為迅速城市化的中國積累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