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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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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正成為當下“城市病”來襲的顯著征兆。據中國證券報記者在長三角地區的調查顯示，當地嚴重霧霾污染的發生并非偶然，除了極端氣象條件等客觀因素外，當地以煤炭燃燒為核心的工業制造能力或是霧霾持續爆發的根源，由GDP掩蓋的工業污染問題被再次掀開。
有環保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霧霾正成為區域性普遍問題，長三角區域同樣需參照京津冀區域，形成區域聯防機制，做好治污應急準備。同時，降低污染企業的環保成本、以市場化交易手段提高減排效率。此外，形成強力有效的監管環境，對治理霧霾同樣重要。
煤炭消耗過多成主因
較之以傳統重工為核心的京津唐地區，長三角地區的空氣質量相對要好，但2013年以來卻幾度遭遇霧霾，令各方難得其解。秸稈燃燒、機動車尾氣、建筑工地揚塵、烹調油煙均被認為是與霧霾相關的污染源，但真正造成霧霾天氣爆發的元兇，則仍是密集分布在長三角區域的重工污染企業。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蔣大和指出，以燃煤為結果的硫酸鹽相比以燃油為結果的硝酸鹽對大氣能見度受損的貢獻度更高，這也意味著依賴燃煤的工業制造是造成此次霧霾的主因，而因交通擁堵形成的汽車尾氣則在其次。
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長三角地區霧霾的主要成因是由于煤炭消耗過多造成，長三角地區高于其他地區的工業制造能力是該地區的顯著特點。過去幾年，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企業本身，都強調綠色循環經濟理念以及節能減排，轉換傳統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而這樣的努力卻并不盡如人意。
一方面，節能減排的實施力度遠不及工業企業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速度，這也讓長期的節能減排工作“效果不佳”。另一方面，龐大的環保成本也給不少企業造成嚴重負擔，在監管難以覆蓋的條件下，工廠寧愿選擇污染而不選擇環保的“趨利行為”更為突出。但在政策層面上，大氣污染的治理標準已經屬于相對嚴格標準。如果嚴格執行標準，污染企業必然要對環保設施進行改造完善并確保穩定運行，這需要大量的改造資金和運行成本。
實際上，難以轉換的能源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已經成為GDP抗衡環保的頑疾。據統計，從全球各國對能源消耗的比例來看，相比天然氣、石油等其他能源，中國煤炭消耗世界第一。蔣大和認為，這樣的能源結構和用煤消耗已經成為中國空氣質量危機的誘發根源。
“先污染后治理”應摒棄
一直以來，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被認定為是相互博弈的兩個發展要素。上世紀90年代，有經濟學家提出“環境庫茲涅茲曲線”，以顯示污染水平和人均水平之間有直接因果關系，即環境退化先隨著人們收入上升而加劇，之后隨著經濟增長自動帶來環境技術提高，進而改善環境，這也為不少國家工業化發展“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提供理論依據。但隨著國內極端災害天氣的頻發，各方面都已經意識到這類模式正在失去市場。
蔣大和認為，大氣污染的治理直接和國內工業結構、能源結構相關，以短期應急措施的思路來治理或難以奏效。我國的能源結構是由資源結構決定的，經濟發展對煤炭的依賴性比較強。因為這種獨特的能源結構，從目前來看還需要加強排放標準，重新設計對污染物總量控制的要求，同時還需要加強法治，嚴格脫硫脫氮標準。
與此同時，霧霾正演變成區域性污染性問題，城市群合作治理的趨勢則日益明顯。華中師范大學地理系教授樂群表示，從目前來看，城市之間污染相互影響日益顯著，大氣污染的變化呈現顯著同步性。霧霾治理是區域概念，江蘇、浙江、上海三地需要聯手共同出臺治霾細則，并制定煤炭消費量的調控目標。現在京津冀晉等北方城市之間已經開始共商大氣污染防治，而長三角則缺乏這種區域聯防機制。
為減少日益加重的節能減排壓力，促進企業節能轉型，以碳交易為核心的市場化治理模式成為環保治理領域的新名詞。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使用資源付費和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原則，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占用各種自然生態空間。同時，《決定》要求，發展環保市場，推行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