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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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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當地入學問題一直是個老大難。（圖文無關）
今年5月，北京市廢除了《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規定非京籍學生享受同等入學待遇。此待遇僅限義務教育階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
有學籍就意味著外地人的孩子可以參加派位、推優，跟京籍學生競爭優質教育資源。不少北京家長對這項改革的抱怨、對外地孩子的憎惡溢于言表。
丁璇就屬于那個被憎惡的群體。2000年，不滿6歲的她，被常年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帶到了北京。她的母親章冬翠湊足了5000塊錢借讀費，為她找到了一所小學，這是母親做小工、父親拉人力車攢下的血汗錢。
在備齊了暫住證、勞動合同、派出所證明等七項證明后，丁璇終于跨進了北京小學的大門。等到升初中時，章冬翠求爺爺告奶奶，跑了幾十家學校，繳齊了各類名目繁多的費用后，最終找到了一所區內較差的學校，丁璇得以留在北京讀書。
在過去的10年里，丁璇幾乎取得了現行的教育體制下，她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這個15歲的小女孩，用各種辦法試圖證明自己并不比北京孩子差。10年下來，除了數不清的榮譽，她記得最清楚的另外一件事是，初三的時候，全班評選三好學生，她被同學們選上了，但老師卻取消了她的三好學生名額，理由是反正你沒有學籍、不能參加推優，這些榮譽給你就是浪費了。
章冬翠大發雷霆，跑到學校跟老師理論，“三好學生評的是孩子的品質，不是戶口。”最終，老師將本屬于她的三好學生榮譽還給了她。
初三時，就不斷有老師勸丁璇退學，不要參加中考。
初三時的勸退行為，是各個初中針對外地孩子一項普遍的做法，一旦這些孩子在北京參加了中考，并大量擁入高中后，擠占優質學位、降低北京的高考錄取率僅僅是一個小問題，更嚴重的是，在3年之后，當整個城市出現數以萬計的高中生無法參加考試的局面時，將會成為教育部門一個難以回避的尷尬局面。
最終，當初跟丁璇一起在同一所初中上學的75個孩子，大部分都被勸退了，但章冬翠“堅決不退學”。
丁璇的故鄉是浙江溫州農村，但她早已回不去了，語言不通，從小學開始的教材、考試方式全都不一樣，這些都讓她不得不留在北京讀高中。
最終，她在北京參加了中考，考了527分，這個分數足以讓她上北京最好的高中了，如果她有北京戶口的話。
2009年，為了女兒進高中，章冬翠又開始了奔波，可這一次，她跑了幾十家高中，贊助費最少都是4萬元以上，這遠遠超出了她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的承受范圍。但幸運的是，她碰到了一個好校長。
“我找到22中時，碰到一個好校長。”章冬翠說，22中的校長是個開明的人，看到丁璇這么優秀，答應收下她。
但3年后的高考該怎么辦？
章冬翠也泄氣了，“偌大的中國，再也沒辦法為女兒找到一個參加高考的地方。”她也沒有能力像那些有錢的外地人一樣，將孩子送到國外去讀大學。
追問：北京人為什么怕放開高考
5月份北京市政府廢除了1986年版的《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隨后各區也陸續表態將會把非京籍學生也納入電腦派位范圍，這樣的舉措無疑將會促進越來越多的外地子女進入北京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義務教育后，該怎么辦？
由于全國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進程千差萬別，義務教育完成后，他們無法回到原籍參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為他們打開高考之門，那么丁璇式的困境將會成為越來越普遍的問題。
但開放高考，意味著從根本上動搖了北京在教育領域享受特權的基礎，在絕大多數北京市民及官方眼里，這是不可想象的惡果。
一直在各種場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特邀委員王晉堂也認為，高考是萬萬不能放開的，“那樣，外地人就會蜂擁而至，北京的教育優勢將不復存在，教育資源也會嚴重不足。”
根據教育部門的統計，現在北京流動人口適齡入學子女有40萬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這樣一大批學生將會迅速占據大量學位，老北京人在高考體制下享受了數十年的高錄取率將不復存在。
所以，近幾年，隨著北京戶籍學生人數的減少，北京市教育系統寧可合并、減少中學數量，從而保證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學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學生。
可以說，就北京教育而言，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是阻撓教育邁向公平最根本的原因。但改革高考顯然還沒有被提上日程，也許只有當它釀成重大社會危機時，才會被迫改變。
歧視與偏見根植于每個人的心中，在記者接觸的各類家長中，權貴歧視平民，不愿意讓他們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個學校，普通市民歧視外地人，不愿讓自己的孩子與外地人為伍，有錢的外地人歧視那些引車販漿人的后代，害怕他們把自己孩子帶壞。
這樣的教育會為我們的民族帶來一個怎樣的未來？（據《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