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向城市流動的30多年，也是改革的30多年。從農村經營體制改革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可以說是推動城鎮化的最大動力之一。
■農村改革開啟城鎮化大門
改革開放前，通過嚴格的城鄉戶籍隔離制度，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自由遷徙”受到嚴格限制，加上大量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出現了“逆城鎮化”傾向。
如果說30多年前的改革發端于農村，那么城鎮化由停滯到快速發展的起點正是農村經營體制改革。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實行，部分農民開始離開土地，雖然還得“自帶干糧”進城，畢竟是邁出了城鎮化的關鍵一步。
與此同時，鄉鎮企業迅速發展，成為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力量，并帶動了城鎮的發展。這種背景下，政府提出了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基本戰略。
幾乎與農村的改革同步，1980年《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得到批準，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建立，成為改革開放后城鎮化的前沿陣地。
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從不發達地區進入發達地區，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業部門，從農村進入城市，演變成為持續至今、聲勢浩大的農民工進城潮。
不過，由于當時改革剛剛起步，戶籍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城市就業和社會福利制度的限制，都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多數只能流入小城鎮，城市的大門仍然沒有完全打開。
■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城鎮化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起到關鍵作用，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隨后至90年代中期的幾年間，中國經濟進入黃金發展期，涌進城鎮的農民工規模急劇擴張，每年增加約2000萬人。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成為“中國制造”的主力軍，為中國經濟創造了巨大“人口紅利”。城鎮化由此步入快速發展軌道，城鎮化和工業化、現代化相互促進，城鎮化率從1990年的26.41%提升至2000年的36.22%。
有專家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十年，經濟體制改革帶動了城鎮化的進程，打造出“長三角”這樣快速工業化、現代化、開放型的核心區域。
雖然農民工為城市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卻遭遇地方政府和企業“要地不要人”、“只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的人”的困境。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紀初，一系列以限制農民工流動為主的政策出臺，為農民工進城設置門檻。
當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有各種費用，包括暫住費、流動人口管理費、計劃生育管理費、城市增容費、勞動力調節費、外地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服務費等，這些費用直到2001年才被有關部門宣布取消。
■改革新節點城鎮化再出發
中國城鎮化水平在過去30多年里大幅提升，但“重物輕人”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經濟也開始面臨增長困局。城鎮化和改革同時走到了新的路口。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關于“改革”和“新型城鎮化”的論述引人注目。李克強提出，把城鎮化最大潛力和改革最大紅利結合起來，形成疊加效應，中國經濟就有長久持續的動力。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未來10年，是中國轉型發展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關鍵時期。以人口城鎮化為支撐，走向公平可持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戰略目標。
事實上，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涉及一系列亟待突破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最為迫切，通過這兩項改革，將進一步打破農村和城市、農民和市民之間的藩籬。
近日，國務院同意建立由發展改革委牽頭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負責協調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重大問題，研究論證重大改革方案等。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成立這樣一個聯席會議制度，被看作是為了此后進一步改革作出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