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豐臺區區長李超剛最近接受《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專訪時,從北京后發區的角度,講述了自己的治理體會。他認為,人口密度大也是造成北京空氣質量下降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北京的房價問題,是一個供求關系的問題,不能完全靠政府行政推動;而城市交通,則需要多管齊下,從停車位重點著手治理。(《北京青年報》9月11日)
有人就會有排放,人越多,人口的密度越大,單位面積的排放必然越多,這原本是個常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口密度大是空氣質量低的一個重要因素”,這話其實并沒有說錯。事實上,放在相似的地理自然條件下,人口密集的大都市,空氣質量總是要差于周邊的小城鎮,更要遠劣于人口更為稀疏的郊野鄉村,其實就是人口密度與空氣質量呈反比關系的一個充分證據。
不過,人口密度固然是影響空氣質量的一項重要變量,北京空氣質量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與這座城市要承載的人口需求有關。無論是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還是生活排放,對北京空氣質量所構成的壓力,也顯而易見。假如北京人口能夠減半,無需任何其他措施,空氣質量的改善,霧霾天的減少,也將自然而然。
只可惜,現實不容假設,對于北京的空氣質量而言,人口這個變量恰恰是最難改變,甚至能不繼續增長就謝天謝地了。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面對人口密度大這個難以撼動的“恒量”,空氣質量下降只能是個必然的結果,公眾也只能在大都市中呼吸臟空氣呢?
盡管人口密度大的確會引發諸多難解的城市病,但在空氣質量方面,卻并非無藥可救。同為人口稠密的國際大都會,香港、東京等城市的空氣質量卻令人稱道,東京的干凈,甚至成了這座大都市的一個標簽。據近年的統計數據,東京都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017人,遠高于北京的1196人,盡管市區人口密度,北京已是東京的1.63倍,但同為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空氣質量何以呈現天壤之別呢?
不可否認,自然地理因素對于空氣質量的影響同樣不容忽略,香港、東京屬海洋性氣候,降水較多,固然是其優勢。但作為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其空氣質量壓力同樣不小。東京在上世紀60年代也曾煙霧熏天,河流泛臭,而人口密度顯然對其貢獻良多,但人口變量卻并未阻礙日本的治污決心。為此,日本50多年前就制定了嚴格的《大氣污染防治法》。東京通過關閉重污染企業,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工業企業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并形成了東京現代服務業集群;此外,還規定新建大樓必須有綠地,必須搞樓頂綠化;而一起呼吸道疾病患者集體狀告地方政府和七家柴油汽車企業的案例,更是促使政府對工廠以及汽車尾氣排放標準嚴格把關,并加強對軌道交通的投資,東京軌道交通承擔了城市交通客運的86.5%,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大城市。而即便如今的東京已是令人羨慕的藍天白云,但較真的日本人甚至還要拿鄉下說事兒,抱怨東京的空氣質量還不夠好。
可見,人口密度的確是個影響空氣質量且難以改變的變量,但卻并不意味著大都市的空氣質量就只能破罐子破摔,沒了改善的余地。從國際大城市的經驗來看,空氣污染的防治與空氣質量的改善,在城市發展規劃、城市交通與綜合管理等方面,恰恰不乏潛力可挖。對此,國內的城市管理者,在把空氣質量問題推給人口密度之前,或許更應捫心自問,在改善空氣質量這事兒上,是否已窮盡可能并真正有所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