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頻頻發生的城管暴力事件,使這個輿論形象很惡劣的群體進一步被想象成了妖魔。能夠感覺到,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各地城管部門都在竭力進行形象重塑和危機公關。比如南京城管接受采訪時就示弱稱“城管和小販都是受害者”;河南許昌則稱城管由女子組成,與商販從冤家變成朋友;哈爾濱某區一獲得“隊伍建設先進單位”的城管執法局局長受訪時,則為城管和臨時工辯護稱:城管執法離不開臨時工,他們很辛苦很不容易。
哈爾濱的這位局長稱,該單位三分之二的人是執法助理員,就是網絡熱詞所說的“臨時工”,執法局的工作離不開他們。在編人員75人,臨時工近160人。執法管控面積為736.3平方公里,執法職能涉及的違法行為581種。工作壓力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輿論的指責讓他們覺得城管是個很不光彩的職業,甚至不好意思跟親朋好友說自己在執法局工作。
這位局長本想為城管和臨時工辯護,表達城管工作的不容易,讓輿論和公眾理解城管,別把城管當成敵人。但我覺得,一個城管執法局竟然三分之二是臨時工,執法離不開臨時工,這不是讓公眾理解城管的理由,恰恰暴露了當下城管制度的硬傷。
三分之二都是臨時工,我不知道這在全國的城管部門中是否有代表性,但從媒體的報道來看,臨時工應該占很大比重。所以,一出現城管暴力執法,官方就回應稱是“臨時工”所為,很多時候并非拿臨時工當替罪羊,而是因為臨時工在城管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臨時工又缺乏規范的訓練,游離于監督之外,就更可能暴力執法。
可想而知,當一項工作主要依賴臨時工去做時,怎么可能規范,又怎么可能不產生出巨大的沖突。如果一項工作,在編的正式員工根本無法完成,必須雇用大量的臨時工才能完成,說明這個制度在設計上肯定存在很大缺陷。
執法離不開臨時工,甚至是主要依賴臨時工,注定了執法的暴力性。臨時工與單位的關系是臨時的,缺乏歸屬感。由于不像正式員工那樣受過職業培訓,臨時工缺乏職業規范意識,而他們手中又掌握著不小的權力,很容易在執法時與小販發生沖突。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臨時工干的活兒多,任務重,可收入又微薄,尤其與正式工相比,收入差很大一截,所以執法時更容易情緒化,將憤懣轉移到小販身上。哈爾濱那位局長接受采訪時稱:這些孩子們(臨時工)很辛苦很不容易,每個月工資扣去五險一金發到手里的就1100元,夏季忙的時候每天早上8點半上班一直到晚上10點半下班,沒有雙休日——干著這么累的活兒,這樣微薄的收入,執法時沒有情緒才怪。更重要的是,該局長沒有透露正式工的收入水平,臨時工比正式工肯定差很多,干著更累的活兒收入卻差一大截,可想而知他們執法時會有什么樣的情緒。
解決“執法離不開臨時工”的制度原罪,并不只是減少臨時工,或增加編制,而應整體重估城管制度設計,重新界定城管的職能和權力,讓城市管理真正回歸善治,而不能逼著城管與小販死掐。一個城管追著小販跑的城市不會讓人有歸屬感。